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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徐总和老蒋事先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投票表决结果可能会很难看。
华银系每年的第一次年会，通常没有第二次年会那么和谐，因为第一次年会是要确定一整年的投资方向，遇到这种央行紧缩的情况，内部对资金的竞争会格外激烈。
徐腾参加过2oo4年度的一次年会，已经有经验了，预计今年的内部竞争会更激烈，提前几天就到了凤凰山，很低调，和其他联席合伙人会晤时，也不轻易表态支持哪一方。
今年的年会有点特别，除了21位联席合伙人，还有7位很重要的高级股东合伙人参加会议，这里面有永泰化工集团董事长陈永年，有华腾新能源公司总裁罗红岩，也有永乐电器的董事长程晓亭，都是在华银系主持一个领域的产业，最有可能升入联席合伙人的人选。
中午会餐时，陈永年居然和李东盛生了一些争执，梅嘉莉和王佦也谈的不是很愉快。
气氛有点紧张。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紧缩年，华银财团虽然提前储备资本过冬，也肯定不如去年那么强势，资本有限，各方虎视眈眈，都要先下手为强。
等到下午两点，所有参加年会的合伙人6续抵达会议室，除了徐总徐妈和李锦芬，其他人都到了。
蒋宁远是华银系的常务副理事长，坐在副主席的位置上，戴着老花镜翻看一份经济调研报告，所有人都在等待徐总，一直到了2点15，徐总徐妈还是没有来，另一位副理事长也没有到场。
众人面面相窥，纷纷看向徐腾，大概是想徐腾打个电话问一问情况。
这时。
蒋宁远终于将面前的这份调研报告合起来，摘下老花镜，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中午，我和理事长商量了一下，下午的会议不急着推进年会的正式议程，大家先讨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老蒋将老花镜拿在手里，脸色不是很高兴，意思也很明显，让所有人都别等徐总徐妈和李锦芬，他们下午不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去年5月份，我去了一趟美国，途径纽约的时候，我和我以前在财经大学带的一个研究生见面谈了几个斜，我这个学生是94年去美国读博，97年参加工作，在美国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任职。按照我的感觉，酗子的工龄还挺短的，但是，连工资加奖金，他去年赚了六百多万美金。蒋宁远是资深的经济学博导，老教授了，没有直接提问题，先从一件新说起。
他的老板是一个犹太裔的金融家，9o年代初期创业时，口袋里仅有几十万美金，现在已经有四十亿美金的身家，去年一年就赚了十亿。这种情况在华尔街很常见，我回国之后就在亚太经济研究院内部提出一个问题，很常识性的问题。
蒋宁远将老花镜放在桌子上，喝一口茶，看一看所有人，确定除了徐腾在呆外，其他人都看着他，这才正式提出他的问题，我的问题很简单，为什么金融业如此容易赚钱？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并不好回答。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为什么，原因何在，很少有人能透彻的解答清楚。
我们举个例子，这一次的北海系做空事件，华银系的各家机构加起来，直接获利应该过5o亿吧。万科去年赚了多少钱，有1o亿吗，没有吧，tcl去年赚了多少，各家子公司加起来，应该没有过1o个亿吧？蒋宁远提了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现在公认最赚钱的产业是地产，而万科地产公司去年的净利润差不多是8。9亿。
现象是很残酷的，我们都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原因何在？蒋宁远提了问题，看着会议桌上的所有人，希望有人能回答，他没看徐腾，也没看马光源和李达霄，这种话题，他们这一批核心层的联席合伙人早就讨论过，都看过内部的调研报告。
徐腾不说话，马光源教授和李达霄董事长也不说话。
主要还是监管的问题吧，另一个是税收制度的问题，对吧？王佦在这个方面还是很勇敢，自认为思考的很深入，学习的很深入。
你这个答案有道理，但你想过没有，先行的监管和税收制度是谁制定的，央行吗，证监会吗，还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抄袭，都在按部就班的学习国际通行标准，这个国际标准又是谁制定的？蒋宁远看着王佦，希望王佦继续认真的思考一下，不要停在表面。
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凝重了，谁也不知道老蒋这番提问的实际意义。
我来说说吧。马教授勇敢的开口了，我们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主要是战后建立的，而它的源头和基打架则是在一战以前，就已经在欧洲诞生，并且延伸到美国和华尔街。从威尼斯到法国，再到英国和德国，最终在英国扬光大，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成为全球化的标准。我们说的简单点，从14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到21世纪，世界金融秩序的主要缔造者都是犹太民族。从威尼斯到华尔街，整个展的过程是一步步的扩大，最终结果就是华尔街凌驾于世界政治的框架之上，我们总是讲美国有一个例外主义，就是说美国很特别，美国凌驾于世界之上，实际上是美国统治世界，华尔街通过美国凌驾于世界之上。
很多人笑了，这些话，经常听到的，很少有人会非常认真的听进去。
大家不要笑，我说的这些是很负责的话。我们的金融业政策基本是照搬国际标准，只是和国外隔离，独立在内部展，同时采取更保守的监管，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内部监管是不到位的，非常宽松的。马光源在华银系内部，没有蒋老魔那么高的地位，只能加强语气，神情严峻一些，提醒所有人别以为他和老蒋是在说笑话。
我们的金融业赚钱容易，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套用了犹太人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设计的秩序和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金融业永远是无冕之王，永远是最受保护，最不受限制的产业。蒋宁远再度开口，他一说话，所有合伙人都不吭声，都在严肃的思考。
我说的这些犹太人，不是以色列国内的那些犹太人，而是控制着全球金融业总市值13的那些犹太人，而是控制着全球主要国际媒体和舆论的那些犹太人，而是14世纪到21世纪，从未离开世界金融业霸主地位的一代又一代的犹太裔金融家。
95年4月，老徐到都财经大学来找我，请我帮他出谋划策，想要建造一个财团，我就问他，你现在有多少钱啊，已经想要建一个私企财团。蒋宁远谈到了一个很早的事，只有他和徐总知道的旧事，他说他已经有十个亿，这十个亿从哪里来的呢，他在95年2月的927期货事件里赚了7个亿，原本还有3个亿的本金，这3个亿的本金是他在94年炒股所得，先从黄信洲借了4o万，后来借了两千万，一年炒到了3个亿。
94年，95年呐，万科94年赚了多少钱，tcl95年赚了多少钱？广泰集团在95年赚了多少，江泰系在95年赚了多少，加起来有7个亿吗，没有吧？蒋宁远说的这些话，让很多合伙人心寒，是啊，做实业哪里能有这种敛财度？
这个国际金融制度不合理，对不对？
很显然，中国的金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觉得合理，那是因为国际上都这样，全球都这样，我们想一想，假如97年没有香港的那一战，犹太裔的那些金融家能从东南亚和整个亚洲席卷多少资本？三百亿美金，还是五百亿美金，在危机过后，撬开各国金融壁垒，大肆抄底，又能赚多少？蒋宁远终于将自己刚才看的那份调研报告拿起来，标题很清楚——关于华银财团在东南亚经济危机的运营统计与分析。
这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们长江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去年替华银系做的统计报告，这个课题做了整整两年，很多数据，我们老徐都不一定很清楚。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华银系只是跟着这些国际金融大鳄做金融投机，当然，我们运气很好，不可能与国家为敌，没有参与香港那一战，所以，我们在整个97年到98年的账面直接获益是14。7亿美金，到今天为止，间接获益过7o亿美金。我们当年直接投入是多少呢？不到5亿美金，这5亿美金里面还有一半是民间集资。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这份分析报告里面，还遗漏了一些很重要的数据没有统计，这里面涉及到理事长家族的海外财产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团队没有拿到相关的资料。
蒋宁远将老花镜重新戴上，继续翻开报告，核对此前说的一些数字，确认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