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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幸福观
第六章 一 以德祈福论全寿富贵之谓福A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以德祈福A以德祈福,这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几千年来,它一直属于俗文化,支配着文化素质较低的中国人,其中不光是人民大众,也包括许多豪富和权贵。即使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在心灵深处,也难以完全抛开它的影响。
全寿富贵之谓福A中国古代用“福”这个范畴表示幸福。福字在甲骨文中是或等①,表示“两手奉尊于示前”
,也就是两手捧着盛酒的器皿贡献在祭台上。由此可见,福字原是祭祀之意,表达人们的祈望和要求。
甲骨文中也有“帝弗其福王”
②的句子,显然用意也是占卜。福字的内容,也就是当时人们祈望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
《尚书。洪范》中有个详细解释:“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其中的“攸好德”
,指遵行好的品德,算作幸福的内容似乎勉强,所以《韩非子。解老篇》中把它删除,只说是“全寿富贵之
①《汉语大辞典》第2卷,第2404页,福字条,四川辞书出版社。
②《殷虚书契后编》卷下,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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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幸福观的历史考察751
谓福“。
《礼记。祭统》中把幸福的内容更加延申,说是“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总之,福字表示人的长寿健康、安宁富贵、一切顺遂,万事如意。
这也就是以德祈福论者所理解的关于幸福的含义,后来到汉代,桓谭在其《新论》一书中又增加了“子孙众多”一项,这在重视宗法血缘关系的时代,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在等级社会里,福即幸福,无疑也是有等级的。例如在殷周社会里,只有王子配作福、作威、玉食,臣是不敢享有这一切的。春秋时代的诸侯大夫“福莫大于享国有家,祸莫甚于亡家丧家”
①周天子对晋国的籍谈说得更详细:“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
②至于普通老百姓的福,在当时的典籍上却难以找到具体的说明。
既然幸福是指从环境、机遇到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完备和满足,那么,能达到这种条件的人可说是难乎其难,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只有唐代的郭子仪近之。郭子仪是唐代的中兴名将,活了85岁,历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朝,参与并指挥了平定安史之乱和后来的内叛外乱,有“再造王室”之功。史称他“岁入官俸无虑二十四万缗,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围甲馆不胜纪。代宗不名,呼为大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诸孙数十不能尽识,至问安,但颔之而已。”
“宿将数十,皆
①②《春秋左氏传》文公十四年孔颖达疏、昭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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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官。“确实达到了”富贵寿考“的标准。可是即使他也没有避免事业上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主上疑臣下忌,宦官程之振、鱼朝恩辈更是百般陷害,连其父墓也被盗发,他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后来人说他”权顷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
,“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
,③如此等等,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溢美之词,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由此可见,幸福,在中国有时也称之为福禄、福休、福祚、福祥、福嘏等,虽然几乎人人向往,却往往是停留在个人的愿望和对他人的祝愿之中。
中国流传的宗教,主要是道教和佛教,迎合着人们的这种文化心理,把“福”字作为自己的旗帜、到处招摇,争取信徒。佛教虽然宣扬人生皆苦、现实生活中不会有幸福,可是它又宣扬人死之后可以“涅槃”
,达到最高的幸福,积极推销廉价的天国入门券。不但如此,他们还把自己的宗教设施和宗教活动,贴上福的标签。例如把庙宇佛寺称作“福界”
、“福堂”
、“福宇”
,把信徒们的供养布施、行善修德称为“福业”或“福田”
,意思是说这些活动好像是播种耕田,将来会收到幸福的果报。道家在求福的过程中更为直捷,它们认为人不必死,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谋得幸福,白日飞升,成神成仙,进入“福地”
、“福庭”
、“福乡”。这些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深入人心,历代相传;佛教和道教之所以历经千余年而香
③《新唐书。郭子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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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不绝,直到今天还在继续流传,原因就在于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渴望。至于儒家所提倡的幸福,像“孔颜乐处”
,只能被少数文化品位比较高的人所接受,尽管当权者千方百计地提倡它,对于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只能是可敬而不可亲,可听而难于行。相形之下福神的笑脸倒是比孔夫子的肃穆面孔更有魅力。
自求多福和求神赐福A人生幸福的根据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决定着人生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可不可以遍求,靠什么来求得幸福?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不同时代的人们。而他们也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所提供的知识,根据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
持以德祈福观点的人们认为,人生命运的最终支配者是帝、天和鬼神;天子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作威作福,可是,天子的权力也是由帝、天和鬼神赐予的,他只是天命的代表。
正如墨子所说的,“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
①
在他们看来,只有超世间的神秘力量才能决定人生的命运,成为人生之祸福的最终主宰。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赞成绝对的命定论,如所谓的“天高而难知,有福不可请,有祸不可避”
②之类。墨子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福不可请,而祸不可避”的“执有命之言”
,他指出:“天鬼之所亲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
③在他看来,决定和支配人生祸福
①③《墨子。天志上》、《墨子。尚同中》。
②《鶡冠子。近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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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天和鬼神,是有知觉、有感情、有思想的善良主宰。
应该说,与绝对的命定论相比较,这个思想是个进步,它不自觉地降低了帝、天和神鬼的地位,而抬高了人的地位,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其实,远在殷周时期,有些思想家已经明白,人们可以部分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决定个人的祸福。据说殷代的太甲就曾对伊尹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④西周时代的诗人吟道:”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思想更加突出。在上天和人力到底哪个是决定人生幸福的问题上,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人力。史嚚认为神也要“依人而行”
,周内史叔兴说:“吉凶由人”
,鲁国的闵子马竟然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⑥这种认识的进步,是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科学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但是,不论人们的认识怎么进步,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天命鬼神等迷信思想的影响。在他们强调的人力作用上,一个重要方面是指人的祭祀祈祷,即以自己的宗教迷信之信仰和行为取得帝、天、鬼神的宠爱和保佑。例如,用“黍稷醇浓,敬奉山宗,神嗜饮食,甘雨嘉降。独蒙福力,时灾不至”。
⑦墨子比较清楚地讲过关于人力对祸福起作用的方式:“(天子)
率天下之万民,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洁,牺牲不敢不瘯肥,珪璧币
④《尚书。太甲中》。
⑤《诗。大雅。文王》。
⑥见《春秋左氏传》庄三十二年、僖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