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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田告诉我,诗里谈的完全是有关柳亚老任职的事。柳要求解放江南后,到江南某地方任职。当时中央领导诚心挽留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以柳老之身份、名望,自然以留在中枢任职为好。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反复细读柳、毛之间的赠答诗,也可以多少体味出来。赠答诗的关键,都是末联二句,这里已明显地反映出柳毛二人谈的是柳亚老的出处问题。柳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是说的气话(全诗都是说的气话),是说解放江南后,他就想回老家江苏吴江县(分湖在吴江县境)去归隐了。柳在这首诗中语气都是很重的,当然是有大不快的事存于心中……'3'
柳诗“牢骚”一事,既然已成学术问题,知情者实在应该知无不言,不必顾忌的。不过,从曾文的欲说还休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柳亚子当初向毛泽东提出了到江南“某地方”任职的要求。这“某地”,就是柳亚子的故乡江苏。以柳亚子罕见的狂傲和自负,这职务的要求,决不会很低,应该是江苏省的主要领导吧。用老话说,就是“封疆大吏”了。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满足柳亚子的要求,但自己愤言相逼,毛泽东却温言相劝,还是一时间令柳亚子很兴奋和激动。柳亚子当即又写了《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毛泽东诗最后两句,说昆明湖比富春江好,意在劝柳亚子打消归隐吴江的念头。归隐云云,本就是“气话”。毛泽东一挽留,柳亚子便表示欣然从命。实在可说是就坡下驴。但他似乎又抓住了毛泽东诗的最后两句不放。《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最后两句是:“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颐和园是暂住之地,这是十分明确的。但柳亚子却大有在此安居之意。如果说这两句还不足以说明想要长住下去,那《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的最后两句,却把这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怎样解释这两句,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解释是: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颐和园送给他。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是很自然的。所谓“长属我”,当然就是“从此属于我”的意思。把这两句诗翻译成白话,那就是:“如果这颐和园从此属于我,我就不想归隐吴江了。”如果柳亚子真有此意,那就不仅是就坡下驴,同时又在顺竿上爬了。——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但柳亚子的一些亲友却不同意这种解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文化大革命时听说有人用以上诗句批评我父亲,说他向毛主席‘索取’颐和园,可谓奇谈、趣闻。”'4'说柳亚子这些诗句的意思仅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许柳亚子的确没有独占颐和园之心,但长住此园之意,却是肯定有的。
即便柳亚子想要独占一座颐和园,也决非不可思议的“奇谈、趣闻”。下面我们将看到,比起柳亚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一座颐和园,真不过小菜一碟。
“诗人毕竟是英雄”
柳亚子生于1887年,长郭沫若5岁,长毛泽东6岁。从少年时期起,柳亚子就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反清的宣传活动。1903年,在上海参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1909年,与高天梅、陈去病等共同创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亚子是国民党内强硬的左派,在国共相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
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柳亚子却自少年时代起,就有着异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在柳亚子诗中,“英雄”二字,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金石家曹立庵在回忆柳亚子时,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亚子先生对共党人充满了信任和热爱,而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记得是在1945年秋的一天,亚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带我一同上街溜达,走到重庆一座著名的酒楼前,只见出入酒楼的,都是些达官权贵。亚子先生十分气愤,有意拉我们坐在酒楼对面一处卖牛尾汤的小摊前喝黄酒。当时,亚子先生和郭老早已是海内知名诗人和社会贤达,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那些达官权贵的无声嘲弄和谴责。亚子先生数十年攻诗,出口成章。那天,当他边喝黄酒边抨击时政,并颇为自己敢于同那些丑类斗争而感到自豪时,不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对亚子的道德文章历来推崇,赞应曰:“诗人毕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为两位长者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许诺说,我要为这副“联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便来我处看印章。走前,亚子先生书赠我一首诗,郭老为我作了一幅指画。此后,这枚“联句”印章便常见于亚子先生的手书诗文条幅。如1945年冬,他书赠给本村的诗条幅首端,就盖有这枚“联句”印章'5'。
“诗人毕竟是英雄”虽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却极为柳亚子所欣赏,不但常钤于手书条幅,还数次用于自己的诗中。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柳亚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文人小说下载。郭沫若脱口而出的“诗人毕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亚子喜爱不已,还因为它与柳亚子家传的另一句恰成对照。柳亚子曾写过《“英雄末路作诗人”两首》,诗前有序云:“余家旧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诗人’,盖乡前辈杨龙石先生为高祖粥粥翁所治也。”原来,柳亚子高祖就有怀才不遇的牢骚。这两首诗的第二首,是以这样两句开头:“英雄末路作诗人,青兕前生旧姓辛。”“青兕”是辛弃疾的别号,也是柳亚子的笔名。这分明在表示,即便不能在安邦治国上建功立业,最终只能以作诗遣怀,那也是时运不济,而自己终究是如辛弃疾一般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英豪。不过,对这种“英雄末路”的“认命”,在柳亚子那里只是偶尔出现的。更多的时候,他愿意相信自己在叱咤风云、降龙伏虎。“诗人毕竟是英雄”这句话之所以令他如此喜爱,就因为说出的是他的心声。抗战期间,郭沫若曾把柳亚子比作屈原,而柳亚子却并不认可:“‘亚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论我衔冤。匡时自具回天手,忍作怀沙抱石看。”(《苏联费德林博士乞诗,奉赠两绝,十月二十八日作》)柳亚子认为把他比作怀沙抱石、自沉汩罗的屈原,是辱没了他。他觉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认为自己在拔山盖世;他认为自己在匡时济世;他认为自己在回天救世。
自认为力能回天的柳亚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亚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狂。读柳亚子诗文,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气冲天。例如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6'尽管中国的柳亚子与德国的尼采风马牛不相及,但柳亚子在诗文上的这样一种自负和狂傲,还是让我想到了尼采。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文,也许真只有尼采可与之相比。
但尼采的狂仅仅表现在对自我文章的评价上,而柳亚子则在政治层面上也狂气逼人,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认为在安邦治国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这就令尼采相形见绌了。“若论时代前驱者,亚子先生第一人。”(《改邓煜诗两首》)不仅在写诗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上,也是“第一”的。1940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梦在莫斯科谒斯达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纪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可谓狂人自有狂梦。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柳亚子能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梦,也足见其平时内心的狂态。实际上,柳亚子是真的这样想过。他后来回忆写这首诗的背景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