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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惊慌失措中侥幸逃离大陆涌进台湾的西北、西南各省籍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与地方人士，以及“监察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北、西南丧师失地的罪责推到胡宗南身上。因为胡宗南手握重兵数十万，先主持西安军政，后又主持川康军政，却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尽守土之责。监察委员们对胡宗南尤深为不满与痛愤，酝酿弹劾之议又起。当此之时，李梦彪又一马当先，乃重拟弹劾书，准备提交监察院院会。监察院中其他委员一时闻风响应签署者共达50多人。
“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五院之一，是最高的监察机关，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当时从大陆逃至台湾的“监察委员”共有60多人。现在参加联署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竟多达50余人，若不加以限制，则将来恐怕连审查案子的人都难找到。于是，监察委员们经过协调，把已经在弹劾文中签署者劝退十几位，提案的人数共留46人，由李梦彪领衔提出。
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对胡宗南的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监察院”院会。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成立，旋即按法定程序，将此案送由“行政院”交“国防部”军法机关审理；同时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在这同时，李梦彪等人还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报刊杂志登载，广造舆论。一时间报刊喧腾，沸沸扬扬，颇为轰动。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这份弹劾文，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全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议论警辟铿锵有力。据识者言，这是历年来“监察院”弹劾案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也是自1948年“行宪”以来签署监察委员人数最多的两弹劾案之一。另一案是在此案稍前提出的弹劾赴美不肯回台的“代总统”李宗仁。因而弹劾胡宗南文一经公开刊载，人们争相传诵，再加上当时台湾岛上人心惶惶，此案因而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
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中，空言“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表示不满，说：“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于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
接着，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用民不为不劳；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抑且为国家之柱石。
弹劾文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胡宗南自1949年以来在西北、西南连连战败、丧师失地的种种败迹：从1949年5月18日不战而弃西安；到不愿配合青宁甘马家军反攻咸阳，而使关中尽失；再到不救兰州，丢陕南，逃四川，成都被围，全军覆没，西昌挣扎，只落得只身逃台。。文中责问：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他。
弹劾文最后指出：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乃竟不闻其有此也。。。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在花莲海滨得知自己遭弹劾的信息。在当时台湾岛一片“整肃”声中，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由花莲赶回台北。当时胡宗南在台北还没有自己的寓所。他到台北后暂时借住在锦州街汤恩伯的家中。
胡宗南认真阅读了李梦彪等人提出的对他的弹劾文。他感到沉重，感到恐惧，又感到委屈，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平心而论，弹劾文所说的胡宗南升迁之迅速与失败之惨痛，都属事实。
追究国民党军在西北、西南的最终失败，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察委员”们对其弹劾与要求惩处也是理所当然。
胡宗南出身黄埔军校，实际只受初等军事教育约6个月。以后他一直带兵打仗，既缺乏高等军事学识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没有担任方面军统帅的胆识与军事才能。再加上他性格粗疏、好大喜功、浮躁浅薄等致命弱点，使他在与解放军的数年作战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指挥失误与用人不当，造成了多次战役的失败。对胡宗南的才能，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早就作过评价：志大才疏。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笔名为“马五先生”的雷啸岑，也曾对胡作过较为中肯的评价：“胡之为人，悃幅无华，忠于职守，对人亦无强悍骄倨之态。惟才识平凡，缺乏干略，以之为奉命行事的偏稗之将则可，赋以冲繁辟难、遣犬投艰的方面大员之任，则绠短汲深，踬蹶可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实际上，胡宗南在西北与西南的失败，主要的不应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国民党整个党政军的责任与失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与党政军队伍全面反动与迅速腐化的形势下，面对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超而又强劲的打击，国民党对中国二十多年的统治如冰山崩塌，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方面指挥官的胡宗南，他的最终失败自然是无可避免的。至于说胡宗南不忠于蒋介石，那更是冤枉了他。胡受蒋介石的赏识与破格提拔，一直感激涕零。胡又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影响，对蒋介石可谓是“愚忠”到底，几十年来奔走于蒋介石的鞍前马后，竭忠竭智竭力，作出了许多牺牲。他在川康的最后惨败，不是由于他不忠于蒋介石，而是由于他太迷信太服从蒋介石了，连封建社会里“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他也不敢实行，事事、时时、处处都要请示与服从千里万里以外的蒋介石，屈服于蒋介石的不切实际的“川西决战”计划，以至于连失战机，使所部20万大军在川西既不能死守成都，又不能及早转移，终于陷入重围，全面失败。因此胡宗南部的失败责任，首先是蒋介石，其次才是胡宗南承担。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追究蒋介石。
但是，在zhuanzhi政治的条件下，从来是只有臣错而没有君错的。蒋介石在逃抵台湾后不久，在1950年3月1日，便宣布复“总统”职，统揽台湾党政军大权；在这同时，为了稳定住台湾局势，也为了推卸责任，执法立威，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肃清共谍”与严励惩处“失职高级官员”的运动。1950年6月，台湾当局连连宣判对高级将领的严励惩处：6月9日，副参谋总长吴石与第4兵站总监陈宝全以“通共罪”被枪毙；6月14日，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被控在平潭战役不力，各被处以有期徒刑12年与8年；6月16日，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又因“通共罪”被处决胡宗南遭到“监察院”的弹劾，不言而喻，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风险与压力的。而且，“胡案”循例由“监察院”转送“行政院”，发交“国防部军法处”审办。当时的新任“行政院长”是陈诚，“国防部”因部长俞大维未到任，实际也由陈诚主持。过去胡宗南因军队派系与权利之争，一直与陈诚不和。现在陈诚大权在握，胡却元职无权遭弹劾待审，胡会不会遭到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