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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良年轻时代对运动是很热中的，对球类活动亦不例外。
深宫怨在名义上，蒋方良是三军托儿所的挂名董事长，可是她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军方幼儿机构的任何活动，她甚至连这个托儿所的大门都没进去过几次。
最早，一些官太太不知道蒋经国的个性以及蒋方良在实际决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还寄望蒋方良能够为她们的老公或是亲朋讲些情面，拉些关系。蒋方良最早也没有摸清楚丈夫的习性，还答应为人说项，可是等她向蒋经国提起，蒋经国的反应相当直率，劈头就说，“以后公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蒋方良从此再也不代人说项，对丈夫经手的政务也再不作任何的干预和插嘴。
蒋经国对夫人干政的情况是深恶痛绝的，在他主控的七海官邸，他当然绝对不允许有夫人插手政务的事情发生。蒋经国的心目中，还是很执着传统的观念，就是坚持男主外、女主内，大大对先生在外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少愈好。
由于蒋经国并不支持太太经常外出，或者到别的官家去串门子，而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以丈夫为重的传统妇女，而且又是一个外国人（尽管她一向自认是一个十足的中国人），缺乏外来的援助，久而久之，她难免走上自我禁锢的道路。
早年住在长安东路的时候，有时她还会到西门町去买布、逛街甚至看场电影，后来搬到七海，一方面是距离市区比较远，一方面蒋经国也平步青云，一路做到了“总统”，她便不可能像一般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闲逛。有段时间，她固定时间去台北统一饭店的美容部洗头发，后来甚至头发都是请人在官邸简单洗洗，不再出门洗头。慢慢的，她可说真正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在身心上难免造成了一些后遗症。
长期的足不出户、自我封闭，蒋方良的精神终于出现了警讯。
最早，她是不和任何人说话，和蒋经国一天讲的话大概不会超过10句，总是一个人沉默地静坐一旁，当时，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等到有一阵子，发现她出现了怪异的举止，才开始发现情况有异。原来在长久自我封闭之下，蒋方良不自觉得了一种忧郁症，这种精神上的反常现象发生时，蒋方良就开始在官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翻箱倒柜，把她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用品，搬得官邸上下楼到处都是。后来，大家才知道她的精神有些不太稳定。大家都认为是因为长期闷在家里造成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劝她多去外面走走，她又毫无兴致，就这样子，精神状况时好时坏。
蒋方良基本上是一个不适合参加政治活动的女性，只要是有要她出席公众场合的情况，前一个晚上她肯定是彻夜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通常是她最早起床，穿着要去赴约会的正式服装，坐在客厅沙发上等待。她就是这样一位很容易紧张的家庭主妇，一点也不像是第一夫人。
夫妻至情蒋经国和蒋方良之间，原本就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侍卫们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那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贴身副官翁元照例在蒋经国房间旁边值班。在偶然的情况下，他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的房间，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这样的情况，翁元日后又陆续见过几次，后来才知道是夫妻互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1984年，是蒋经国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二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藉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瘁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翁元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时间。
享受简单与平静“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1993年的春天，蒋方良在大直家中，同一位蒋家老友闲谈时，这样形容她已迈入的72岁日子。
蒋方良还说，多年来她享受着简单与平静，从来不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更不认为“第一夫人”的地位有任何特殊的尊荣。
蒋经国、蒋孝文和蒋孝武相继去世后，蒋方良的际遇甚受注目。亲生女儿蒋孝章长期旅居美国，唯一的儿子蒋孝勇一家，也以加拿大和美国为家。蒋方良独守在大直官邸，有许多近亲、朋友或不相识的民众，经常对她表示关怀。
一位蒋方良的老友说，她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是这位老夫人发自内心真情的流露。事实上，满足于现状，无所欲求，这正是蒋方良谨守坚持的人生哲学。丈夫在世时，她信奉着这一准则；丈夫过世后，她仍一如既往，默默地接受着命运的考验，以坦然的心境面对着不幸和哀伤。
蒋方良平素的行为，很注意替他人着想，不太固执己见，必要时却极有定见，不受外间杂音吵闹的影响。其中，她视台北为第三故乡、台北就是家的执著，最能表现蒋方良的真我。
蒋方良有一次向一位甚为亲近的友人表示，要写下遗嘱，将手上的存款分为10份，分给儿子媳妇与孙儿女。
蒋方良亲情趋势单纯，她计算中，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女儿友梅；孝武的太太蔡惠媚、子女友松、友兰；以及三子孝勇、孝勇的妻子与3个儿子，蒋家直系两代共10人，是承袭她积蓄的亲人。令这位亲友感慨万千。他说，在蒋方良节俭不奢华的生活中，每一笔金钱的支出，都斤斤计算，她好不容易积存的一笔不算庞大的存款，还惦记着要留给子孙，听来真是让人于心难忍。
蒋方良习惯于不为自己着想。目前在大直，大部分的时间，她都一人独处，毫不怨尤，每天上午，蒋方良在房间里绕着圈子漫步；下午傍晚时分，天气晴朗，就到院子里走动散心，以不打扰外人为主。
过去一、两年内，蒋方良俄罗斯籍的背景，在岛内引起不少议论，社会上许多人士并公开建议当局，必要时，应当允许这位蒋经国夫人返回娘家安度余年；还有朋友善意地认为，台湾有着过多不愉快的往事，如果可能，蒋方良不妨选择移居美国等地，以便与正在海外的儿女共享天伦。
蒋方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这些毫无恶意的说法后，未曾多加解释，只在与近亲友人谈话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俄国虽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毕竟己是人事全非，不能算是家园了。她在台湾连续居住40多年，如今台北已是她的故乡，她要住在台北，台北才是她的家。
蒋方良另一个充满感情的地点，是丈夫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蒋方良那次表明，她以台北为家的心志不变，还意味深长他说，如果将来回归大陆有望，她愿意返回溪口长住。
蒋方良将自己的一切，与台湾、台北和大直连结在一起的情怀，充分展现在她1992年9月的美国之行中。
那次前去美国，是蒋方良自1960年只身赴美国，为儿子主持婚礼后，首次离开台北到外国。她搭机启程时，若干与蒋家相熟的人士，私下曾慨叹啼嘘的推测，这趟美国之旅，蒋方良很可能选择留居海外，避免在台北眼看社会政治上的各项变异，触景生情，难以接受。
一个月后，蒋方良象她临走时那样，踏着健朗开怀的脚步，又踏上了台北的土地。
蒋方良回来了；她回到的，是一个美好回忆多干悲哀伤怀的地方。
悲剧一生蒋孝文男人对长子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蒋经国自不例外。
蒋孝文，1935年生于苏联，他是蒋经国和蒋方良在苏联患难与共的岁月中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所以，他们对蒋孝文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看到他，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