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党政治民主正常化、人民政治参与多元普及化等各方面，都有基础性的建树和弥足珍贵的发展。
可惜，1977年爆发了暴力的“中坜事件”，蒋经国先生的民主政治革新运动开始受到保守势力的压抑和抵制。蒋先生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1979年爆发了更为血腥暴乱的“高雄事件”。1980年的“美丽岛”大审，判决了大批党外菁英长期的牢狱之罪，其间又发生了个人发指痛绝的“林义雄母女暴杀事件”。1981年陈文成教授惨死台湾大学校园。两个惨杀案件至今未破。更不幸地，1984年国府情报局长派竹联邦黑社会人物去美国加州谋害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此案震惊海内外。次年，台湾爆发了30年来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十信弊案”的经济大地震，差一点严重摧毁了蒋经国先生苦心创建的台湾经济奇迹。
毋须讳言，上列不幸事件，是蒋先生统治台湾近20年的最大政治缺憾。
它们沉痛损伤挫害了蒋先生政治革新民主现代化的雄心大志和宏伟大计。这些失误，蒋先生要负相当的政治责任的。
简言之，虽然仍有甚多的不足之处，蒋经国先生近20年来，是在台湾相当困难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建立了一个甚为稳健厚实的民主政治发展基础。另外，必须一提的是，虽然大陆探亲已经开放，但在和中共政权斗争的历史性中国统一问题上，蒋先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基本上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突破性的发展。
第三节蒋经国与苏联妻子斯大林同意蒋经国归国蒋经国溘然长逝后，蒋家儿孙走的走死的死，不少人担心，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在连失依爱的情况下，将无法自处。
有人劝她出国散心，也有人建议她返乡探亲。不过，她的家属认为，让蒋方良回苏的提议毫无意义，甚至是一种刺伤，因为，“她已经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妇女了”。
蒋方良自从20岁离开前苏联西伯利亚乌拉山麓故乡，历经时代巨变，与多灾多难的中国共渡了半个世纪的岁月。
1933年，芬娜（蒋方良的俄文名字）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婷婷玉立，具有俄罗斯妇女独特的典雅气质，她是一位孤儿，举目无亲，毕业后，即由当地政府分配到工厂工作。
这时，芬娜结识了一位东方青年，他是一个中国人，俄国名字叫尼可拉（蒋经国），身材不高，但他眼神中独特的光芒，深深吸引着芬娜。
相识后，芬娜才知道尼可拉，这位中国青年本名是蒋经国，而且是蒋介石的长子。
芬娜怎么也看不出尼可拉有丝毫名门公子习气，而且她对尼可拉的境遇非常同情，这种情惊更逐渐衍化为相互倾慕。
那时，中国留苏学生一度多达千人，但大部分都集中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
蒋经国在当时留苏华籍学生圈中相当活跃，交游广阔。有一次，几位莫斯科中山大学浙江籍同学写了一封信给他，开玩笑地说，他们预备成立一个浙江同乡会，想选蒋经国当会长，希望“会长”经常接济一些钱。
前苏联是一个秘密警察遍处皆是的国家，克格勃秘密警察尤其不会放过军政学院这种敏感地点，那封浙江同学给蒋经国的信，不久就落入克格勃手中，并且辗转传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名陈绍禹）那里。
这封信也成为蒋经国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口实，因为，前苏联严格禁止共产党以外的团体组织存在，连同乡会也在禁止之例，任何人如企图成立小团体就要背上“搞小组织”的罪名。
蒋经国于1933年被派遣至乌拉山西斯夫鲁克的乌拉重型机械厂担任技师，不久，他又擢升为工人航空学校学生募集委员会的主席和厂长。
芬娜就在这年和蒋经国相逢，并且在1935年3月于斯伐拉斯地方结婚，并生下蒋孝文（艾伦）。
新婚生活原本是甘美的，但艰难的流放岁月，却象漫漫长夜一样难熬。
1936年，蒋经国当上“工厂新闻报”总编辑不久，苏联开始新一轮的整肃异己运动，许多人遭杀戳和监禁，受这一运动波及，蒋经国也在这年12月被工厂解雇。
家庭经济重担从此落到芬娜的肩头，生活顿时拮据起来。
1936年秋，蒋介石突然把军委顾问处处长、负责接待联络苏联的军事顾问张冲叫来，要到苏联做一件事，但要他先同俄罗斯太太娜达分手，把她送回去。蒋给了他5万块钱，张冲把这笔钱给了娜达，把她送走。蒋介石给他的任务是把蒋经国从苏联弄回来。张冲到了苏联，找机会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斯大林说：“好，答应你。但是，你们把牛兰夫妻放了。”（这等于是变相的人质交换。牛兰夫妇是第三国际秘密派到中国的。”张冲提出要先见蒋经国。斯大林同意。张冲立即密电请示重庆，蒋介石同意放牛兰夫妇。过了两天，苏联方面把蒋经国带来，张冲告诉他，他爸爸要他回去。张冲再次找到斯大林，他知道斯大林是个权谋善变的人，请他马上下命令放人。斯大林这时表现出大度，用俗话说就是人情做到底，同意蒋经国把他的苏联太太和他们在苏联所生的儿子孝文一起带走。张冲顺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所以，蒋介石对张冲信任有加。
获悉自己一家马上就要回国，蒋经国兴奋不已。12年，整整12年酸甜苦辣的异国生涯，总算要结束了。
他欢天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芬娜，并将深埋心中的整个憧憬都想向她倾吐。但是，芬娜听到返回中国的消息后，情绪立即复杂起来。尽管她无父无母，毕竟冰天雪地的苏联是她的根。她爱尼可拉和两个孩子，但也舍不得远离家乡。
命运是不容违拗的。1937年3月25日，蒋氏夫妇搭火车离开莫斯科。
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对蒋经国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一旁的芬娜则是相当惶恐的，火车一里一里的往东方移动，针叶树林伴着冰封大地迅速倒退，对她而言，未来是一片茫然的不可知。
从“芬娜”到“方良”
1937年4月，一艘来自海参威的苏联远洋轮船，将蒋经国夫妇载送到上海港口，夫妇俩尚未登岸，就搭上一艘有关方面安排的汽艇，直驶杭州。从登上中国的土地后不久，芬娜就不再叫做芬娜，而改用方良。
由芬娜变方良，是公公蒋中正的意思。这当中，也有一则传诵多年的轶事。
溪口的说法，是蒋中正听儿子蒋经国介绍媳妇的洋名唤做Faina，听和讲起来都拗口，就作主替她取了个与洋名字发音接近的中文名字“方娘”，并且也将只有洋名爱伦的长孙命名为孝文。
方娘叫起来，中国味道十足，再加上蒋字，就是蒋家人了。蒋经国夫妇及公婆和乡里人士，显然都非常满意这个决定。
不过，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却使得芬娜二度更名。这一段经过有两种说法。大陆上，蒋经国的旧识部属传闻，蒋经国快快乐乐叫着太太“方娘”之名好一阵之后，被他留学苏俄的同学徐君虎取笑，说称呼太太“娘”不伦不类，就接受徐君虎的建言，把娘字左边的女拿掉，芬娜再变成了“方良”。台湾的蒋家亲近友人则怀疑这样的说法，其中一人表示，记忆中听蒋经国生前说起，是蒋经国父执辈的党内大老戴季陶先生，让蒋家把“娘”字换成“良”字的。
蒋方良接纳了这磨灭她与俄罗斯关系的名姓上的安排后，还未能成就她为公公眼中理想的媳妇。公公严格要求方良谨守中国礼教，只是方良全盘吸纳中国文化的开始。后来，她将一切与婆家民间礼俗相关的事务，奉为自己坚守的信念，碰上所有中国农历传统节日，都要依例祭拜。中年以后，蒋方良遵从礼俗的习惯，到了与中国守旧女性相一致的地步。在台湾与她相处过的蒋经国生前部属中，有人目睹蒋方良听了人讲不吉利话，立刻敲桌三下去霉气的做法。
蒋方良中国传统习惯深厚的言行，多少也受到她婆婆毛夫人的影响。毛夫人大半生吃斋念佛，也相信所有人命中注定的说法。据赣南时期为蒋经国开车做司机的毛宁邵回忆说，有一回，蒋经国夫妇计划过河到外地游玩，毛夫人不表赞成，说是过一道河对儿子不利，他命里那时过河将有凶事。
蒋经国听从母亲的话，就放弃外出的计划，由蒋方良一人散心去了。
初到溪口适应中国生活日子中，蒋经国闭门读书，蒋方良朝夕陪伴婆婆，照顾儿子爱伦，学讲宁波话之外，也恢复了往日处理家务，洗衣、购物的生活。
蒋方良生性勤劳，在溪口经常有人看到她跟佣人一起做家事，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