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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上，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给基辛格送行，他们从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自信的客人还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概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驶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果不其然，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他送来了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电讯稿上打着：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已经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即将公布
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未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组团去纽约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他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所以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送走了基辛格，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里，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织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1971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席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1969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长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患肠癌的陈毅与患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月初，乔冠华病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