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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苏联攻击中共核子设施的问题，路易斯神秘的又说：“苏联敢不敢攻击中共在罗布泊的核子设施，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因此全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见分晓。”
路易斯说：“莫斯科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于西方会因苏联计划空袭罗布泊而兴奋感到意外，此间都很清楚苏联的核子设施目标就是对准中共的核子设施。”
他说，苏联倾向以火箭取代部队的攻击，苏联有“各种火箭可供选择，端视地形和其他情况而定。”
“例如，中共想占领一个岛屿，它会放火烧光地面和很多已经派在该地的军队和装备。”
此话显然是指中苏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有关该岛曾为焦土一事，以往未曾透露过。
他并提出警告说，“毫无疑问，中共在每次遭到小股势力攻击时，一定会采用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看不出准备与中共开战的迹象。。全苏联人最近已有毛泽东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
路易斯说，以往抨击中共的冗长演说仅在苏共集会时向党员宣读，但现在已被视为人人皆应知晓。
他说：“当然，此间还有许多事是不为外人知的，但这些事都会引起军事上相当严重的关切。”
路易斯在报导中还说，从越南获得的消息，中共已从北越撤回许多顾问，他们汲取了和美国人作战的长足经验，而这些人都被调派至中苏边界。
第二节“第一号令”出笼背景神州大地全面备战1969年秋。北京西郊玉泉山。
毛泽东的案头放置着一份文件：曾经到过台湾、会晤过蒋经国、经常代表苏联官方透露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赤裸裸地写道：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阅过之后，毛泽东久久地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美国人主动“泄密”别有用意，那么这位苏联“密使”的公开叫嚷又说明了什么。既然在新疆敢扔，那么在北京也有可能。
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给他们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线附近。说完，他便率先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林彪跑到苏州以后，次日便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战备“第一号令”。于是，引起了全国一片动荡不安：满载军队的列车彻夜不停地在铁路线上隆隆行驶，边防的士兵们在野外帐蓬里枕戈待旦。。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
“第一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
由于“第一号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的，所以又称“林彪一号令”。
接着，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县；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邯郸；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送到开封；邓小平、陈云、王震被“疏散”到江西；陶铸被押送去合肥。这些被打倒、被夺权的对象，反而要重点“保护”起来了。似乎他们对这些“黑帮”们的人身安全，关心得无微不至。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意。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核攻击保持高度的警惕，也主张中央领导同志不要集中在北京。但是，也对林彪一伙借战备为名，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十分反感。所以毛泽东听了以后，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封锁。
“一号令”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汪东兴飞京怠传指令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首要议程是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人大，先要修改宪法，使之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改天换地”相适应。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收到了周恩来从北京送来的文件，他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人们今天早已熟知庐山会议上那一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斗争，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不是林彪。
周恩来的考虑是合理的。自从1966年8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造反狂潮中停止工作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11月惨死在开封。国家失去了国家元首，可以代行职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也被诬蔑为“军阀”，此刻正疏散在广东。外国元首来访，只能由总理周恩来出面，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非长久之计。
毛泽东的考虑也是合情的。早在1959年，他便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他厌烦那些接受国书、接见大使的繁琐礼仪事务，宁愿在书房中，恬静地翻阅古籍，思索深层次的大计方针。但是，自1962年以后与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某些意见分歧，使他错误地得出了“大权旁落”的判断，终于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现在再设国家主席，由谁来当？显然，只有第二号人物林彪。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之时，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讲政变的不安。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立即引起了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满腹狐疑。
因此，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考虑是长久的，选择是唯一的。
3月7日，毛泽东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他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要他第二天立即回北京传达。
汪东兴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点了一下头，毫不犹豫地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林彪未来以外，到会的成员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指定叶群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
事情本来到此可以划上一个句号。虽然不设国家主席并非一个圆满的处理，但也别无良策。谁知，一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
3月17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到是否设国家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康生、张春桥主张不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分歧还反映在宪法中是否写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此言是林彪发明的，写进了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等人一直视此为一大功绩，是“高举”、“紧跟”的“专利”。而康生、张春桥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时，就知道了毛泽东讨厌这句话、严令删去的内情，所以主张在宪法中不写。但他们故意不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只一味坚持不要写，却暗中窃喜吴法宪等人越来越陷进圈套。不明就里的吴法宪则拼命抓住康生、张春桥的反对态度，以为既抓住了笔杆子们的一条罪状，又可以维护林彪的地位。
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