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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接到电报，按指示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而李彦青则幸免于难。多年后，白崇禧在陈调元处偶遇李彦青。李彦青见自，突然下跪，并感谢其救命之恩。白崇禧则心中不免黯然。或许他忆及自己确曾为保其性命据理力争，竭尽全力，亦可稍得安慰。
白崇禧幼年教育始于私塾，受中国传统文化之仁爱、忠信等思想影响甚深，从军后，更加其救黎民于水火、光复河山之凌云志为精神力量，使他无论为常人或为官长均能得人信赖。
北伐军克复上海后，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当时上海是全国商业和经济中心，世界列强于上海多有租界，更加其它一些复杂原因，上海治安就显得相当麻烦。白崇禧上任后，在军中发布了两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了行军之困难，于战斗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跑。然而当时的租界当局也有特别的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者，一律禁止，且遭扣留。部队刚至上海，对此规定并不熟悉，因而有不少人被租界当局逮捕。白崇禧作为司令长官前往交涉，但均告无效。气愤之下，白崇禧即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地当局没料到中方如此强硬，无可奈何之下与白崇德进行协调，最后定为，只要中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进入租界。
白崇禧不许部下穿便服，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当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白崇禧是新任警备司令，便纷纷前往拜会。当时的白崇禧只有32岁，穿的是灰色军服，曾被领事们误以为是下级军官。一次他对法国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亦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
当时上海是黑社会活动最为猖撅的地区，许多地方长官对黑社会不敢得罪，有的甚至暗中勾结，为虎作怅，鱼肉民众，从而使黑社会的势力更加强大。白崇禧深知黑社会势力可怕，但他绝不理会，并明令禁止，不许陆军接受黑钱。上海黑社会的首要人物之一杜月笙至龙华欲拜见白崇橹，白崇禧拒不接见。有人曾暗示白崇禧，杜月笙捐献大洋48000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是希望白崇禧能给予一官半职。但白崇禧毫不客气地回绝道：“杜月笙捐了48000元，革命军可以还他50000，但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其实对于白崇禧一生的居官为人，国民党当局在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猝死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为人公私分明，守正不阿，且秉性刚毅，精娴韬略。”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也算是为白崇禧辉煌而又凄凉的一生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不白而死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井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正在海峡对岸聊度残生的白崇禧，可曾料到还有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他的旧相识正在为他的安危担心呢？白崇禧的悲剧正象周恩来总理所言，是政治上缺乏远见所致，他既与蒋介石对立，又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就是想不择手段地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建立起自己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蒋介石试图挽回颓势的计划即成泡影，被迫于28日宣布“引退”。这时，白崇禧即与李宗仁商量，觉得有与共产党划江分治的可能。到了3月，有一个和白崇禧相熟的民主人士，从香港悄悄北上到汉口，劝白崇禧趁此时机赶快起义，以了倒蒋之夙愿。并为此提出了可靠的保证，白崇禧把这个人留在汉口住了一个星期，同时暗地派人到南京征求李宗仁的意见。不知何故，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民主人士的建议，不过仍派人将其送至香港。
1949年4月，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派代表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刘仲容回到南京后单独去见李宗仁，将代表毛泽东意见的中共报纸转给他。
李宗仁接过扫了几眼，上面赫然写着的文字下面，有一段用红笔画了道道，文曰：。。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读罢，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不日，白崇禧专程从汉口飞到南京听报和谈消息，刘仲容对白崇禧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也深知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能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主席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对他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第二天，白崇禧又对刘仲容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人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刘仲容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拔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
。。。和平谈判终于“流产”了。
1949年10月1日，在广州的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一架收音机正播放着新中国成立的庆典实况，屋内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广播结束后，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去向。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十分清楚，失去了与中共讲和的宝贵时机，己是大错，再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必成为“张汉卿第二”，这是错上加错，他毅然飞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