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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边防部队、人民gonganbu队和公安人员密切配合，迅速行动，不让一个特务漏网，充分显示了我国军民的伟大团结的强大威力。我国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美好幸福的生活，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怀有深仇大恨，不管敌人采用任何方式再来侵犯和挑衅，都要给以歼灭性的打击。
现在，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还想垂死挣扎，继续搜罗特务武装，加紧训练，准备派来大陆骚扰。我沿海地区的军民，一定要经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继续加强海防边防，加强战斗准备，密切注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阴谋破坏活动。如果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不甘心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胆敢继续来犯，那就坚决予以全部、干净、彻底的歼灭！
高墙电网中的“特别大队”
西河，原是赣江入鄱阳湖口的一个小渔村，三面临水，一道土堤，仿佛是一条金项链，系着翡翠般的椭园形的半岛。绿荫如泼的树林中，洁白的大院宛如是升起的帆，写意、浪漫，其余是栉次鳞比的红砖楼，极像一所学校。倘若，不是围墙上那一排排镶有大号绝缘瓷瓶的高压电网，以及那屋顶是伞型的城堡式的了望塔，还有，夜间那如一道道蓝色闪电的探照灯光，谁也不会料到，这里是戒备森严的监狱。
自五十年代初，台湾当局就不间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他们纷纷落网，此时，也作为重点“保护对象”，转移到这里。曾几何时，蒋介石的闹剧破产，转为派小股武装特务登陆，又大部有去无回。于是，新、老台湾派遣特务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戏剧式地相逢了，并一起编在“特别大队”里。不乏幽默的时光老人，创作了一幕幕令人回味的活剧。
毕竟是曾受过特殊训练的军人，他们依然保留着严格的军事化的习惯。
狱中的服饰，只是黑、白两色。床上用品：蚊帐、被子、床单、枕头，全系白色；身上的衣服，除了内衣和夏季用的衬衣，均是黑色。虽然单调，却极为分明。步入他们的房间，纹丝不乱，且如昔日的军营，一切物品，全都排成一条线，给人一种简洁、明快，耳目一新的感觉。较之于由刑事犯组成的
第二大队，他们最遵守监规，极少吵架，从不盗窃；但从那一双双的目光中，人们却可以读出更为复杂的内容。
台湾的派遣特务一般也是单线垂直联系的，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是囿于内部的纪律？还是职业上的敏感和戒心？他们之间，相互提防之心一直未灭，难得倾吐真心。
对待这批特殊的犯人，狱中派出了能力最强的干部管理和教育。对他们不打、不骂，不侮辱，并且严格执行一项特殊的命令：进入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准带枪，也不带其它戒具。尊重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特殊的心态、心理，以利于他们的改造。
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大陆正值十年浩劫时期，被迫害甚至屈死的干部和普通群众，编织了一部血泪交织的特殊历史。就是在鄱阳湖畔的这座监狱中，也不乏被冤屈的人们，但对这批来自台湾的特务们，从狱中的领导到普通干部，都没有过任何非礼的行为。其时，已处病中的毛泽东，得悉某些地方盛行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十分愤怒，亲自下令：“废除任何形式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允许犯人控告干部，并不得阻拦。”这一命令，同样原原本本地在“特别大队”中传达了。传达过后，一片惊讶、不解，继而是沉思：源于炎黄子孙的血缘亲情，难道能超越政治的分歧、隔阂，而填平海峡的鸿沟么？当然，对这一尖锐问题，当时是谁也不能也不敢回答的。
两座烟囱，高达百米，犹如两支巨笔，浓墨重彩地书军着变幻莫测的人生。台湾派遣特务绝大部分都经美国教官训练过，高鼻梁、蓝眼睛的心理战专家曾给这些肩负特殊使命的特工们描绘这样一幅画图：大陆老百姓很穷、很穷，吃大锅清水汤，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你们只要一登陆，就会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继而建设起稳固的游击走廊。但事实截然相反，刚从饿馑的年代中挣扎过来的中国大陆老百姓，一听说当年的国民党“还乡团”回来了，人人喊打，他们一上岸，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很快就当了俘虏。
狱中虽然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但每天八小时的劳动，却是毫不含糊的。这里主要生产砖瓦，两座三十年代设计水平的德式轮转窑，每天要吐出五十多万块的砖瓦，取土，制坯，进窑，出窑，没有一道工序是轻松的。尤其是出窑，隧道式的窑内，温度高达摄氏五、六十度，人只要走进去，胡子、眉毛、头发全都被烫得卷了起来。古炮式的大型鼓风机，终日吼叫着。这里劳动的人们，一色赤膊，只空一条短裤衩，日夜犹如在火焰山中煎熬。刚入狱时，人人心中暗暗叫苦。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出身，还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严酷的劳动。
他们得到了优待。当队长把“特别大队”领进崭新的工场时，一片鸦雀无声。一排排闪烁着亮光的缝纫机，默默地仁立着，这是特地为他们新建的被服厂。在大陆的监狱中，一般只有女犯才能享受这样的优惠。这些粗手粗脚的男人，经过了短时期的培训，居然同样踩出了一派如温馨动人的交响诗般的均匀的扎扎声。
有小部分人的工种是纳鞋底。那完全是乡间妇女的活计。每人发一把锋利的锥子，一捆雪白的小麻绳，针针脑脑，虽是轻松，但总有滑稽。最笨的是一个在平潭岛被俘的特工，据说，他是专搞爆破的，上岸时曾化妆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开始，谁也没有看出破绽来。结果，在一座凉亭喝茶时，悄悄地问一个老人：“县党部在哪里？”一句话露出了马脚，大陆上从来不称什么“党部”，当场就被茶客们扭送到民兵营营部。有好几回，他锥破了手，在“特别大队”中传为笑话。“你大概是吃多了炸药，心里急毛了吧？”有人这样善意地取笑他。
他姓刘，在“特别大队”中，数得上是资历最老、职务最高的人物。
原来，他是江南某省特务组织的“潜伏组长”。1949年，百万雄师下江南，蒋军如鸟兽散，但大批特务却悄然潜伏了下来。临危受命，他虽然只是一个“组长”，却肩负总指挥要职。尽管宣布了一整套严密的纪律，但当红旗插遍大陆的时候，他像飘零的秋叶，同样被扫进了人民的法网。命运钟情于他，他随机应变，坦白得好，立下功劳，得到了宽大，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安排了工作。他感到幸运至极，其时，正是二十多岁的好年华，他携着娇美的妻子和幼子，憧憬着玫瑰色的梦。
倘若，不是那次香港之行，他的好梦还可以圆下去。人民和政府相信他，为了打破封锁，领导上派他到香港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不幸的是，一到那花花世界，他旧病复发，和台湾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并作为“派遣人员”的身份，在大陆活动。他想利用人民的信任耍小聪明，公正的上帝愤怒了，他很快重落法网，进了这座监狱。
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被他自己葬送了。妻子耐不住寂寞，带着他的爱子改嫁给一个剧团的编剧。温文尔雅的剧作家，颇能体谅他的痛苦和处境，允许他的妻子常去狱中探望她的前夫。于是，在冷清悲凉的铁窗生涯中，他是唯一一个常得到女性温存和安慰的人。
虽已改嫁，她的心仍然系着他。这座监狱的接见亭是敞开的，心细的老看守在一旁种了几棵葡萄浓荫遮蔽，一派清凉，逢到葡萄成熟时节，更是满目硕果，盈盈喜人。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不避嫌疑，也不在乎旁人异样的目光，每月都来探望，带着孩子，还带着可口的食品，给他送来轻声细语的嘱托，给他送来了无微不至的关切。虽然，狱中不允许有任何过分亲昵的举止，但只要一瞟那含情脉脉的女性的目光，他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幸福。
心地善良的剧作家并未能逃脱厄运。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劳动教养。接着，是逐步升级，至文化大革命，变成面目全非的“牛鬼蛇神”了。可怜的女人，带着3个儿女（两个是剧作家生的），无依无靠。狱中领导伸出了援助的手，把他们全部接到监狱中来，让孩子上学，而大人，则安排了一项自食其力的工作。在当时，这确实算得上是件撼天动地的举动。
他深深地感动了。凝视着妻子丰韵犹存的面容和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他才体味到共产党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