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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这个会议厅以前是国联理事会主席办公室。会议厅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陈设简单，气氛庄严。
王炳南和参加会谈的李汇川、林平等同志提前到达会场。据新华社记者说：在“记者之家”的酒吧间早已喧闹开了！
原来，有些记者已经收听到中国政府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听了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呵，中国又抢去了‘主动’！”在旁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这确实是周恩来为这次会谈创造的良好开端。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从这第一步的实际效果来看，是很成功的，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也很快倾向于中国。
当王炳南一行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向他招手致意。约翰逊大使迟到了几分钟。陪同他的有美国国务院事务专家克劳。双方坐定后，镁光灯不停地闪亮，所有的记者都在照相。这些照片和摄像在中美交往的史册上留下了痕迹。记者们退席后，会谈正式开始。
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约翰逊向王炳南表示了谢意。接着便先商谈了会谈议程。
不知是因为中方宣布了释放美国间谍，还是因为王炳南和约翰逊已经熟识，这次会谈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以后，王炳南听说，杜勒斯曾嘱咐约翰逊在会谈中要忍耐，避免出现板门店谈判时那种硬碰硬的做法，要想办法维护住和北京的这种联系，会谈不能破裂。杜勒斯在这次会谈前曾说，如果中美代表能谈上三个月，他将很高兴。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最后双方达成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
旷日持久的遣返侨民谈判
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在中方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6月间，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里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周恩来见信后立即转给了王炳南。王炳南便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曾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批驳了他。他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他请示国务院。
第三次会谈定于8月4日举行。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我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王炳南在郑重地重申了中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同时，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被无辜监禁的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有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可见美国的法律也并不是丝毫不可改变的，它也要为政治需要服务。
以后，我方的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顽固地要坚守他们所谓的对华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即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总要敏感地连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像和结果。凡是涉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和王炳南兜圈子。例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始终不能同意。因为他认为，这就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单就这样一个问题，我方就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斗争。我方充分摆理由，摆道理，最后约翰逊显得有些词穷，经他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我方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侨民的意见，但又在“授权”两个字上作文章。约翰逊说，不能用“授权”两个字，只能用“邀请”，他认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而且还无理提出对印度大使馆的授权要严格限制在只调查那些真正想离开美国的中国公民。显然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美国是大有空子可钻的。美国还可以对这条特定条件作任意的解释，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我方断然予以拒绝。这样，会谈虽进行了近10轮，却迟迟无法取得积极成果。
王炳南在会谈开始后不久，就意识到原来他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看来，这场会谈将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那些抱着乐观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记者们，总是在会场外焦急地等待消息。开始时，我方代表一走出来，他们便兴致勃勃地抢着围拢来，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可是我方的简短回答总是没有提供令人兴奋的新消息，后来他们几乎一看王炳南和约翰逊的脸色就泄气了。他们开始怀疑会谈能不能有成果，会不会中断，对中美会谈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的论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记者们的热情也渐渐冷了下来。经过11次这样的会谈后，大约到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温度显然降低了。
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程序化了。王炳南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
我方也始终彬彬有礼。我方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双方的助手从不在会谈中发言，但他们有时递张条子，写上意见，或耳语几句。李汇川和林平都在会谈中给予王炳南许多有益的建议。
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时常有些有趣的事，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
谈判对手的私交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双方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记得这还是约翰逊首先开头的。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邀请我方代表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几年后，周恩来还风趣地问到王：人家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周恩来就是这样，事事都十分精细，在外交上非常讲究礼节。还有一次，我国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邀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来看戏。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当时华沙到日内瓦之间没有直航飞机。王炳南每次去日内瓦会谈都必须提前一天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去换捷的飞机，然后从布拉格经苏黎世换瑞士飞机去日内瓦。到了布拉格，他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便在苏黎世过夜，王炳南和约翰逊一同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住宿。旅途中，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