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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阶段的三个女儿雷美琳、美莉、美梅就已是学校里的“特殊分子”了。雷美梅高中时因制服只有一个口袋，而非多数同学的两个，受教师屡次警告。大姐雷美琳的遭遇更荒谬，她就读世界新专时，有一名姓刘的教师每次在走廊遇到她，就对她谈保密防谍，上她的课，则会在黑板上写下“保密防谍”四个大字。有一回，这位教师要同学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个伟大人物”，雷美琳写的就是父亲雷震，教师给了她40分，并对全校同学说这位认为自己父亲是伟人，“无视于国父、蒋总统存在”的同学“不要脸”。经雷美琳向校方陈情后，该教师居然在校务会议中下了”不是她走，就是我走”的最后通牒。由于没有教师认为学生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便罪当开除，所以这名教师终如其所愿，“走”了。早在雷震入狱前，国民党特务已24小时盯住雷家。雷美琳值班太晚，男同事送她至家门口，隔天这位好心的同事就被“安全人员”约谈，他们拿着暗中拍摄的雷美琳与男同事站在门口的照片问他“到雷家干嘛？”。原来常到雷家借报的邻居，也因类似情形不再来往。亲友多不敢与他们接触，雷家就这样被孤立了起来。
在当时苦闷的空气中，雷家姐弟们偶尔也会制造一些乐趣。大雨天，与父亲坐在凉亭里，看着两个一边监视、一边东张西望、若无其事的特务，淋着滂沱大雨，像落难老鼠的惨状，使他们乐从中来。有时雷震要到中南部为筹组“中国民主党”开会，他们会陪父亲借道邻居家，翻越后山，到景美搭车。姐弟几个再由另一条路走回新店，打从前门晃回来，唬得那几个特务一愣一愣的，搞不清他们没有出门，怎会从外面回来的。
1964年，雷美琳随夫婿往美国。几年内，姐弟也陆续离台。一两个星期可以发下的出境证，他们却等了将近半年。1966年，雷美梅去美时，雷震正住院，病房随时有两个保防官陪伴，她怕有关单位改变心意，临时禁止她出境，竟连离台的消息也没告诉父亲。雷美梅回忆说：“当时匆忙成行，就像逃难一样。”
定居美国后的雷氏姐弟，每次回台，出入境时也备受阻扰。一班飞机抽查两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这四个人恰巧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大姐、小弟，及待外国护照的二姐、三姐。人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如果可以的话，海关人员会把他们的皮也掀起来检查看看的。带回送人的礼物，也要受严密搜查。面霜被搅得溢出一半，糖果盒被拆烂，甚至牙膏也挤出一半，行李箱被翻得合不拢来。排在后面的老外看了，当场对她们说：“女士，如果你要告他，我随时可以为你作证。”但是，告了他们，于事何补？口口声声注重“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国民党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国人面前演这类荒谬侦探剧，受害的，又岂只雷震家人？
雷震出狱后，仍然被监视着。有一回，他参加朋友喜筵，因身体不适，提早离席回家。守在喜堂外的情治人员没有发现，管区警员竟在凌晨到雷家临检，折腾一番后离去。被吵醒的雷震再也无法入睡，面对着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客厅，唏嘘不已。
雷震生前，始终耿耿于怀的，即为他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遭狱方没收一事。出狱后，雷拟重写回忆录，由于在电话中托人印稿纸而被“警备司令部”保安处长吴彰炯得知（雷家电话被24小时监听、录音），立即打电话给雷夫人，叫他不要再写回忆录，“在家打打麻将好了。”
雷震非常念旧，蒋介石死时，他还到“国父纪念馆”排了四五小时的队“瞻仰遗容”。雷家一名司机被卡车撞到景美桥下，雷震难过了许久，每年清明节，他都到坟前致意。然而活着的朋友，却难得见上一面。
雷氏姐妹曾无限感慨地说：“父亲晚年非常寂寞，即使昔日再好的朋友，他也不会主动联络，就怕连累人家。”
1976年秋，忍受不住精神上重大威胁的雷震，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他选了一块坟地，除了夫妻的墓穴，又做了三个，安葬亡儿德成和两位故友（均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一为殷海光，一为罗鸿诏。1979年，89岁的雷震含冤去世。
1989年4月29日，当年雷案当事人傅正与民进党立委及关心雷案的人士，成立了“1960年雷震案平反后援会”。5月1日，久居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的雷震儿女们，特别千里迢迢赶到台湾，希望能力其父的清白尽一点心力。
5月5日，雷震之女雷美琳，雷美莉、雷美梅三人，在雷案辩护律师谢长延的陪同下，共同出席了平反雷震案的记者会。会中雷美琳等人发表一篇“我们的感谢与呼吁”的声明，要求有关当局重审雷案，将雷震当年在监狱所写的回忆录手稿及日记归还，同时并要求注销雷震家属的黑资料，归还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雷震子女表示，当年有关雷震案的侦察、判决都是假的、错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是不尽事实的作品而已。
雷震子女在会中也呼吁，所有知道雷案真相的关系人，包括该案的证人，当年参与侦察审判、监视的治安人员，能发挥道德勇气，提供确实资料，以助雷震案的平反，还其清白。
第六章台北频发暗杀令，魔掌屡伸大陆内地。共和国镇反剿匪。军统龙头纷纷归阴
第一节覆巢之前的哀鸣毛人凤布置潜伏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
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要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hushi、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gemin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久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