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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在甘肃平凉地区工作。于是，作者就试探性地给平凉寄去一封信。①过了一段时间，居然收到吴南山的回信！
原来，吴南山早已离休，现住兰州，辗转接到寄给平凉的信件。得知这个当年卓有贡献的人物现在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作者不禁替郝苏了却一份担忧。但是，吴南山却没有提供案件的详情。信中说道，此案的经过已经向组织上详细交待，若要继续了解，请通过公安部门联系。
这就使作者为难。向现在的公安部门解释为何了解五六十年前的案件，也要合适的理由呢。
后来，作者又从陕西省公安厅公安史志办公室整理的边保名录中，从中找到吴南山、李军的名字，就给这两家挂电话。得到的消息如雷轰顶：吴南山刚刚去世！李军也在更早的时候去世。
真是懊悔！为何没有抓紧采访这两位关键人物？懊悔之余，还是把自己帮助杨玉英编辑的《怀念周兴》一书，给吴南山的夫人寄去。
没想到，很快接到吴南山儿子吴定军的电话。原来，吴南山几次整理自己的回忆材料，都由儿子协助，吴定军也很了解情况。听说作者的写作意图，吴定军非常理解。后来，作者有机会出差甘肃，与正任平凉地区政法委书记的吴定军面谈，终于了解到其父吴南山当年的详细情况。经吴定军介绍，作者又找到兰州市公安局史志办。李文吉、马如耀两位老公安干部多年追踪汉训班案件，多次访问吴南山等当事人，查阅大量档案。他们提供的材料，是作者目前看到的关于汉训班案件的最为完整的文字叙述。②③虽然耽搁了对吴南山本人的采访，但作者始终把这个案子放在心上。
出差山西，找到李甫山。发案时，李甫山正任陇东保安科科长。此案的大收网虽然在延安，但是，发案在陇东，破案后，涉案人也多回到陇东工作。因此，陇东这一头一尾就相当重要。好不容易找到破案的领导人物，急切了解情况，可是，李甫山却不时说起：“案子经过我可以对你讲讲，可是破案方法还是要保密的……”
作者耐不住了：“你们当年的方法还有什么可保密的？人家国民党和美国早都写出来了，早都拍成电影了！”
采访老干部，常常遇到类似问题，不是保密，就是不能宣传个人。尽管党和国家规定的最高保密期限是30年，但是，从情报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考虑，有些事情也许永远也不会解密。在隐蔽战线，当然要永远提倡甘当无名英雄。
作者强调：“有些情况确实已经解密了。你们党性强的不宣传个人，那些党性不强的人却在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无论是对历史负责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都应该讲出真实的历史，不能埋没无名英雄！”
说起延安的故事，李甫山笑道：“你爸爸当年找对象，问我一个学者的前妻行不行，我说不行。后来又问我你的妈妈行不行，我说行。”
谈话的气氛轻松而亲切，老人终于讲出汉中特训班案件的全部经过。出门后，他的女儿告知：父亲在反右的时候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后才平反，刚刚住上新房子，心里还有顾虑。
作者又到河北正定县青海干部干休所找到涂占奎。郝苏回忆文章中提到三个陇东保安科的知情人，乔苍松是秘书，郝苏是侦察股长，涂占奎是治安股长，专门搞行动的人。
此案由陇东保安科发现，上报延安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边保又上报中社部，由中社部指导边保破获整个案件。陇东的领导和办案人都找到了，还应去找中社部的办案人。
中社部二室的治安科长陈龙曾负责这个案子，陈龙夫人余海宇把手头最后一本《陈龙传》，签字送给作者。
又找到曾经参与破案的王。这位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坦率叙述，使作者心中有了底：这个案件现在不保密了。作为中社部参与此案的人员，王亲自听取过康生、李克农的破案部署，还负责侦破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小组。
王炎堂、王初等前中社部干部告知：此案的范围远远超出陇东，甚至超出陕甘宁边区，有些嫌疑人还潜入其他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冀南行署主任杨秀峰的身边就有一个。案发前，中社部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一些线索，边保发现以后，中社部又统一部署破案。此案除了在延安抓到40多人以外，其他根据地也抓了一些，牵扯人数达到200多人！①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寻找“特务”（2）
侦破此案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保卫专业。最早接触此案的两人，并非专门保卫干部。吴南山最早找陆为公试探交待问题，陆为公就带他找马文瑞谈话。中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是当时当地的最高负责人，明确肯定吴南山的作为，鼓励他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这个政策交底，对于吴南山的转变起了很大作用。作者采访时，马文瑞还清楚地记得吴南山如何找自己谈话，自己如何布置保安科工作的过程。后任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常委的马文瑞还肯定地说：延安审干同此案有关。抢救运动中这个案子是真的，其他大都是假的。李甫山、涂占奎还说，康生在抢救大会发言时，质问全场：哪个单位敢说自己没有特务，我给你点出来！随即点出代号，台下就有人应声而出。这下，各个单位都赶紧抓特务。
看来，这个案件对于延安审干以至抢救运动，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目前回顾延安整风审干、回顾抢救运动的文章，谈得太少太少。
已经找到案件的涉案人、办案人，又有准确的文字材料，这个案件在作者的脑子里面逐渐清晰起来。
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又称“戴案”，确实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务打入延安的最大案件，打入人数最多，打入层次最高，打入范围最广。而共产党保卫机关的侦破，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案，政策把握最为准确，策略运用最为巧妙，人员转化最为顺利。从综合方面看，我还没有看到此前此后有哪个特务案件能够超过此案。如果说此案是“中共反间谍第一案”还没有把握的话，称为“延安第一案”，完全当之无愧！①对于这个重大而复杂的案件，还要从头细细道来。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一个庆阳人的汉中行（1）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辖区包括陕西的北部、宁夏南部的盐池县和甘肃的陇东部分地区。陕西北部贫瘠，宁夏南部苦咸，惟有这陇东，还有一片富庶地方。陇东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后来成立庆环分区，专署设在曲子镇。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专署在平凉和西峰。
庆阳城是陇东枢纽，北通环县、定边，可至盐池、银川；东行可至合水、富县，以至延安；西通镇原、平凉，以至兰州；南扼宁县、长武，可达汉中。北宋戍边名臣范仲淹曾在这里督师。庆阳一带是双重政权局面。城内有国民党的县政府、县党部。可是，这里又是八路军的驻防区、募补区，王维舟任旅长、耿飙任副旅长的三八五旅就驻扎在庆阳一带，蔡畅的公开职务是庆阳抗日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县长。
国民党、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也明里暗里角斗。庆环分区保安科科长是李甫山，秘书是边保七里铺训练班一期毕业的乔苍松。刚从七里铺二期毕业的郝苏，到了陇东就被李甫山派到国民党专署所在的西峰镇潜伏。庆阳县保安科长郑子兴手下缺个有文化的秘书，不久又把郝苏调回。涂占奎正任环县保安科特务队指导员，忙着剿匪。
庆阳成了国共两党争夺政权、争夺人心的地方，长年处于拉锯之中的陇东人，也不得不学会如何生存。社会上层特别是地主层，往往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来执政都行，我只要保住我的家产地位。平民老百姓则倾向共产党，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是收租收税，共产党的八路军部队却组织抗日救亡的群众活动，还搞减租减息。庆阳的老百姓遇到难处不找国民党的县政府，而是找共产党的抗敌后援会。
庆阳人吴南山高中文化，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当地的农会主席和保长都是共产党员，经常找吴南山帮助写些文案。庆阳县教育局局长是国民党员，停发义务小学教师的工资，吴南山就找庆阳西街小学的校长陆为公。陆为公是本地人，红军西征时加入共产党，又是庆阳抗敌后援会的主任，这个主任在庆阳的影响力相当于县长。陆为公帮吴南山写了状子，上告到省教育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