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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一直没有工夫……我们总在奔波忙碌。战后那会儿，我们都还年轻；一无所有，喝茶时常常没糖可加。可是只要聚在一起，就十分快活。那时我们常常聚会。我们—起唱歌……可如今呢，就是年轻人也很少聚在一起，或一同去干些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位旅客叫尼古拉·鲍里索维奇——就是那个抱怨心脏不好的人。另一位叫柯切特科夫：“大家都只称呼我的姓，而不便于叫名字。我的爹妈真会别出心裁，给姐姐起名叫艾列克特利佳（即电学家），管弟弟叫卢宾（红矿石），而我叫米尔（和平）——米尔·加利斯特拉托维奇……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没给我起名叫普廖姆尼克（收音机）……那时是盲目崇拜科技的时代。如今我们连宇宙飞船也造出来了，而不是什么收音机、无线电之类的东西了。现在时髦的是另一些名字，象克赛尼亚啦，娜塔丽雅啦，叶芙多基娅啦等等……”
这两个人都打过仗，因为他们的上装上佩戴着略章。（一种长方形的标志牌，不同的略章代表不同的勋章，奖章级别，供平时佩带。——译者注）
“年轻人哪里懂得当时的困难哟……”
“他们是懂的……我们不必责备他们。”
“不，他们根本就不想懂，因为我们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我们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要，光知道爱护他们。可是他们理解我们吗？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不用问，这番话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便详细讲给他们听，我是去采访谁，为了什么……
“我先来跟您谈谈吧，亲爱的姑娘，”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神经质地用匙子敲打着茶杯。我已得知，他过去是个工兵营长。“那时有两个小姑娘到我这个营来，还要当什么工兵排长。谁知道是干部处的哪个蠢货把她们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即把她们打发回去，尽管她们气得死去活来。就她们，居然还想到前沿去当工兵排长，排雷开路！”
“您干吗要把她们撵回去？”我问
“道理多了。第一，我有足够的优秀中士，派来的这两个小姑娘能做的事，他们全能做好；第二，我对她们的底细一清二楚，她们是我过去呆过的那所建筑学院的女大学生，我们同过学呢。我认为，女人没必要到前沿来。我们男人已经够了。而且我还想到，我将会给军务在身的弟兄们增添更多的麻烦：要为她们挖单独的掩蔽部，还要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种各样的讨厌事情。”
“这么说，您认为姑娘们在战争中只能是多余的累赘了？”
“不是，我可没这么说。要是回顾历史，在各个时代俄罗斯妇女不仅送丈夫、兄弟、儿子去作战，为他们担惊受怕，等待他们回来，而且在危难时刻还亲自与男人们并肩战斗。雅罗斯拉夫娜早先就登上过要塞城墙，把煮沸的松香浇到敌人头上。可是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男人的心里，总还是有—种负疚感：竟然让女孩子们来打仗！——我心里—直有这种感觉……我给您讲件事。那是我们撤退的时候，正值秋天，雨没日没夜地下着。路边躺着—个被打死的姑娘……是一个卫生指导员……她是个很美的姑娘，长长的辫子，却浑身是污泥……一个女人，就这样躺在地上，在我们眼前，那样的惨状，置身于那样的污浊肮脏之中，这种死在我们是多么难以想象啊！我见过许多死人，但这景象最使我忘不了……”
“到今天还有必要回忆这种事情吗？”柯切特科夫惊讶地说，“我曾听说过我们的护士们在陷入敌军重围后，拼命开枪，击退退敌人，保护伤员，因为这时伤员就跟孩子一样虚弱。对这一层我能理解，可是当我听说两个妇女带着狙击枪爬到中间地带去杀敌，我就不能理解了——这毕竟是‘狩猎’呀……虽然我自己就是个狙击手。我开过枪……但我到底是个男人呀……”
“可她们杀的是敌人，又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行人。”
“我不懂，我不懂。”柯切特科夫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或许我能带这样的女人去侦察，但是我不能带我老婆去……不，让我老婆当狙击手，我可受不了。我习惯于把妇女当作母亲、当作未婚妻。我弟弟给我讲过一件事，当时一群德国俘虏被押着从我们城里经过，我弟弟那帮小鬼就朝俘虏队伍打弹弓。我母亲看到了，‘啪’地给了弟弟一个嘴巴。原来，俘虏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后的老本也抛出来啦。我弟弟那会儿才七岁，但他记得很清楚：我妈妈怎样一边看着这些德国人，一边放声大哭：‘你们的妈真是瞎了眼，她们怎么肯把你们这样的人放出来打仗呢’战争，就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可以写写的男人的打仗故事，难道还少吗？”
“然而，姑娘们参加战争决不是因为她们对杀人感兴趣。因为，当时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已是危急关头，连教授们都请求当民兵……”尼古拉·鲍里索维奇激动起来了。“请注意，姑娘们打仗都是自愿的，胆小鬼是不会上前线的。这都是些勇敢无畏、非同一般的姑娘。比方说，战场上去背伤员，这意味着什么？我这就给你们讲一件事……有一回我们发起了冲诈，但可恶的敌人拼命扫射机枪，整个营的人都倒下了……全都躺在地上……可也没有全部牺牲，大都负了伤。德寇还在扫射，火力不减……谁也没有料到，从堑壕里跳出了一个小姑娘，接着跳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她们开始包扎伤员并把他们往回背。看到这番情形，连德国人也惊呆了。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里十点多钟，姑娘们全都负了重伤，然而她们每个人都救出了多达五、六个伤员。可是上级给她们的奖赏却十分吝啬。战争初期奖章发得不多。那时规定，背下伤员还必须带回伤员的武器。进了卫生营，首先要问的是：武器在不在？因为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还不充足。不管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全都要背回来的。四一年曾经发布过关于奖赏救护人员的281号命令：从战场上救出十五个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一道）者，授予‘战斗’奖章；救出二十五人者，授予红星勋章；救出四十人者授予红旗勋章，救出八十人者授予列宁勋章。而我给您讲述的，是在战斗中抢救出五、六个人所起到的作用……”
柯切特科夫到走道里抽烟去了。只剩下我和尼古拉·鲍里索维奇两个人留在包厢里。
“在前线的姑娘里，有不少人长得很漂亮。”他继续说。“可是我们没把她们当女性看。尽管在我看来，她们都是些相当出色的姑娘，但是我们都是把她们当作奸朋友看待的。
“你们对她们就没产生过柔情吗？”
“什么叫‘产生柔情’？她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她们从战场上把我们抢救回来的。我两次负伤都是她们给背回来的。我怎么能对她们怀有非份之心呢？难道您能嫁给自己的兄弟吗？那都是我们的小妹妹……”
以上是我在火车上的一次不期而遇的交谈。
……走出地铁，我来到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庭院。冬天，这些院子不知怎么搞的，各是各的样儿，比在夏天时还要突出。好象每个院儿里都住着一位不露面的设计能手，他们用白雪装饰着树木、长凳、游乐场、秋千。也许因为不露面的巧匠们都在独自工作，所以各个庭院也就各各不同了。在这家能工巧匠掌管和布置的小庭院里，秋千座使人觉得象铜鼓，树木好象是没有修剪好的干草垛——不知是管理人太疏忽，还是因为心烦意懒，手忙脚乱。
在我看来，采访一个人总是在我进入他家之前，在我打开活页夹、录音机之前就开始了。这院子的情景和电话里那种惊奇的嗓音，已经在我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您来了？马上要到我家？您在老战士协会里什么也没搞清楚？可是关于我的全部材料都在他们那儿呀”我一路上紧张地思索着，猜测着。我的幼稚想法的可靠性每次都经受到生活的考验，生活对它们毫不宽容。
一位个子不高、体态丰满的女人开了门。她象男人那样，朝我伸出一只手表示欢迎。一个小孙子拽着她的另一只手。从这孩子的沉着镇静，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的频繁来访。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把我请进她的房间。
“很遗憾，您没有预先说—声，我没有做准备……”
“或许，不准备更好。记住的是最生动最精彩的……”
“我有一些剪报。关于我们三十二坦克旅，人们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