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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心理学家津巴多和米尔格兰的实验中，这种类型的情境被戏剧性地、生硬地模型化了。为了不打破叙述的逻辑，看来应该首先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些实验的内容，然后再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津巴多的“监禁实验”是这样的②：
①参见穆兹德巴耶夫，Ｋ。
：《责任心理学》，列宁格勒，１９８３。
②津巴多，Ｐ。
Ｇ。
：《监禁病理学》，载鲁宾，Ｚ。编：《设身处地》，纽约，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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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夏，拥有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斯坦福市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为监狱生活心理实验招聘男大学生。
工作期限１—２星期，酬金每日１５美元。“对应聘者进行一系列测验后仔细挑选了２４名青年，他们身体健康，智力发达，过去一无犯罪行为，二无吸毒嗜好，三无心理失常倾向。他们用抽签的办法分成”看守“和”犯人“。两星期后斯坦福警察局同意向学者们提供帮助，逮捕了”犯人“
，并给他们戴上手铐，关进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专门装备的“监狱”。
“看守”
们把他们脱光衣服，进行侮辱性的搜身，发给他们狱衣，分别关入几个囚室。
“看守”们没有接到详细的指令。实验主持人只是对他们说，应该认真负责，维持秩序，让“犯人”听话。
实验的第一天气氛比较愉快和友好，人们只是开始进入自己的角色，没有把它们当真。
但第二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犯人”们企图造反：他们脱下狱帽，封锁了门口，并开始辱骂“看守”。
“看守”们动手回敬，把主谋关进禁闭室。这样一来便分化了“犯人”
，使“看守”们团结起来了。游戏弄假成真。
“犯人”们感到孤独，受到侮辱和压抑。某些“看守”
不仅亨受权力，而且开始滥用权力。他们对“犯人”的态度变得粗暴和具有挑衅性。
一名“看守”实验前在日记中写道：“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和没有侵犯之心的人，我不能想象，我会看管别人，对别人不好。”但在“当差”的第一天，他觉得“犯人”嘲笑他的外貌，因此他尽量表现得特别傲慢。这使他和“犯人”的关系紧张起来。第二天，他粗暴地拒绝了“犯人”的香烟；第三天，他因不时干预“犯人”与探视者的谈话，激怒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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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了第四天，津巴多不得不向他指出，不应毫无必要地给”犯人“戴上手铐。第五天，他把装着小香肠的盘子摔到拒绝进餐的”犯人“脸上。
“我恨自己强迫他吃，但我更恨他不吃”
，他后来这样说。第六天，实验停止，所有人都受到创伤，连津巴多本人也觉得，他开始对自己的监狱过于当真了。
费了不多的时间和努力，就使无可挑剔的小伙子变成了真正的监狱看守。
米尔格兰的实验在技术上更为严格①。在心理实验室里有两个人参加对记忆力和教育的研究，其中包括惩罚教育效果的研究。
其中一人被建议在实验中担任“教师”
的职责，另一个则当“学生”。
“教师”将“学生”绑在椅子上，在他的手腕上接通电流，让他背出成对列出的词汇表，并警告他，每背错一个，就给他做一次通电，通电强度越来越大。
“教师”
坐在电动机操纵台前，按顺序把题目告诉“学生”。
“教师”
一直能看见“学生”并听见他说话。如果“学生”答对了，“教师”便转入下一个题目。如果“学生”答错了，教师就给他通电，从最小的１５伏特开始，电压逐渐加大。
实验的真正实质是为了弄清担任教师角色的被试给无辜受害者造成痛苦时可能达到什么限度。他会不会拒绝听从实验主持人？到什么时候拒绝？
“受害者”一开始表示不好受，冲突就产生了。在通电达到７５伏特时，“学生”开始叫，在达到１２０伏特时他开始抱怨，而在达到１５０伏特时他要求停止实验。电击越重，“受害者”的抗议也越激动、越起劲。在
①米尔格兰，Ｓ。
：《服从权威》，纽约，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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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２８５伏特以后，他只能绝望地喊叫了。
“老师”不知道“学生”只是在表演，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通电，他只是假装痛苦而已。
“老师”看到的是真实的痛苦，他想停止实验。但实验主持人对于被试（“老师”）是权威，被试对他有一定的职责感，虽然参加实验是自愿的。实验主持人坚持继续进行实验。要想摆脱这种局面，被试只能毫不含糊地和这种情境决裂，拒绝听从实验主持人。
米尔格兰问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怎样做。
所有１１０名被询问者都说会停止实验，只有少数人认为自己能超过１８０伏特的界限，只有４人认为自己能达到３００伏特。
他们对别人的表现的预言也大致如此：所有被试都将拒绝服从实验主持人，也许只有精神病患者是例外，但这样的人不会超过１—２％，他们将继续通电，直到最高等级即４５０伏特。
但事实上几乎有三分之二被试——他们都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属于不同社会阶层——都继续实验，虽然受害者明显地感到痛苦。服从的力量比慈悲心大得多。在号称独立和享有特权的耶鲁大学学生中，也同样有６０％绝对服从的人，而在普林斯顿、慕尼黑、罗马、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重复这些实验时，指数还要更高（慕尼黑的服从者占被试总数的８５％）。
也许，问题不在于服从，而在于被试只是想发泄自己的侵犯性冲动，利用机会引起别人的痛苦而可以不受惩罚？
不。
在一次实验中，由被试自己选择“惩罚性”通电的强度。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最低级。可见，服从的影响大于内在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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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吗？难道希特勒的死亡营就更容易使人信以为真吗？为这些死亡营服务的，不仅有真正的暴虐之徒，而且有尽职的普通军人。米尔格兰把被试在实验之后的想法——这些被试并不是都感到了良心的折磨——直接与臭名昭著的美国中尉科利的供词作了比较。科利曾十分心安理得地遵照上司的命令屠杀了越南松米村的所有居民。
无论津巴多还是米尔格兰都没有为残忍辩护。相反，他们谴责残忍，并试图理解其心理根源。在这方面他们提出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原因。
除了同情心程度大小的个体差异外，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对他们所处情境的判定。
传统的个人主义心理学以“非此即彼”
的方式提出问题：人或者遵循内心道德原则，或者遵循环境的逻辑。不过，人虽然可以抽象议论，但人的一切行为却都是在具体情境下，并且是按照他自己如何判定这一情境而做出的。道德意识的准则要求总是“容许”某些因人因事而异。
“容许”过宽实际上就意味着无原则和容许一切，“容许”
过窄则意味着生硬死板，教条主义地循规蹈矩而不考虑具体条件。
米尔格兰的被试者的不道德行为其实已经始于他们没有把实验情境当作道德选择情境对待。所谓尊重科学，醉心于实验的技术方面（应该使“学生”学会教材）
，以及所谓个人职责，固然也都是扼杀他们的道德感和自我意识的东西。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津巴多称为非个体化，而米尔格兰称为个人降为代理人的那种东西。
津巴多强调指出，非个体化不仅是一种客观的无人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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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把人们置于不可能显示自己个性的条件下，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且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亦即人不再将自己和环境区分开，意识不到自己的“自我”的特点，也不关心别人对他的评价。这便削弱甚至完全消除了这样一些行为调节因素如个人的自尊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