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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边，工人们拿着钢的工具刀，在旋转的砂轮上一碰，便喷射出五彩的火花，刀子立时锋利无比。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玩具枪，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惹得母亲天天埋怨。这回可好了，把菜刀拿来磨快，让母亲喜欢喜欢。
第二天，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进了车间。趁大家不注意，拿出菜刀就往砂轮上碰，不料火花一闪，菜刀脱手飞出，几乎砍在脚上，右手震得发木，瞪着眼直发愣。
毛师傅发觉了，马上走过来抬起菜刀，替我磨好，责备我说：
“你再乱动手，就不许你来了。这是好玩的吗？”
他看见我那伤心的样子，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说。
“孩子，你还小哩！……”
我非常尊敬毛师傅。心想：做毛师傅那样的人，都是些特别的人，机器不敢不听他们的话。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们那样的本事呢？
跟工人们混熟了，他们送我一些小锤、小凿子、小锉刀，我很爱这些礼物，心想，他们送我这些东西，就是要我也锻炼成像他们一样的人。
到秋天，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级，每天和哥哥们去上学，念“大狗叫小狗跳”。但是心里老记住着机器，放了学，总要绕到后街铁匠铺门口去看打铁。
这学校是教会办的。早晨的第一课，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许多孩子受不了，就把后院的单砖墙拆了个大洞，祷告一开始，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钻出去，等上课钟响了，再爬进来。我也跟他们一起爬出爬进。日子一长，被训育主任杨胡子发觉，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堵着洞口，每人给了五板。可是，第二天，我们又开了新的洞口。
大考结束后，成绩单送到家里。哥哥们都升了级，我的功课不好，留级一年。
父亲给哥哥们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还当着哥哥们的面对我说：
“你打算留级到胡子白吗？”
哥哥们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在我面前摆来摆去。他们一走过来，我就闭上眼睛。可是心里难过，觉得丢人。
这年冬天，我约束自己，整天在家里复习功课。虽然还是想念车间，到底没出过家门。
第二年，我升级了，考试分数超过了二哥。二年级大考，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父亲逢人就夸奖我们有出息。
但是，我并没忘记要做一个工人。在工厂外面的渣子堆里，抬来一些碎铁片、洋钉和铁丝，又找到一个罐头盒子。我把树枝切断，卡在罐头盒口上，两头钉上小洋钉，在小树枝中间系一根长绳，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
我跑到一个水池旁，肚子伏在栏杆上，把小桶投进水里，可是它不肯下沉，我猛地向前一扑，想趁势打上水来，谁知两脚腾空，一头栽进池里去了。我刚张口叫喊，一段水灌进了肚子，一喘气，鼻子里又吸进一股水，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急得我在水里乱抓乱滚。幸亏排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上来，还照头上打了两巴掌，说有冤魂附体。
老陶把我放倒在地上，一手顶着肚子，一手按头，控出许多黄水。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送我回家。父亲照例又打了我一顿。
夏天，锅炉房后山的贮水池里常有大孩子洗澡，我心里又痒痒起来。想下去，怕再挨淹。一时拿不定主意，楞楞地站在那里。
“下来吧！”小仇两手在水里抓了一下，向我招呼。
“我不会。”
“那怕什么，我教你！”
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激起一团团水花。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连忙脱了衣服，下到水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我使劲地打水，一高兴忘记了危险，脚一滑，落进了深水地方。我两手一使劲，划出了水面，刚一冒头，又沉下去了。小仇脸也吓白了，急忙爬上岸，抱一根粗树干，推到池里，我一冒头，抓住了树干，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
从这以后，我天天到池子里去，到底学会浮水了。
劳动的开端
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教育工人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还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子弟不用花钱，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
一九二五年，我整整十岁，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担任宣传员。
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背后靠山，前面是大广场。礼堂正面悬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标语，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每天下课以后，我们背着洋鼓洋号，到广场上吹打。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听讲演。俱乐部里一天到晚不断人，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中心。
这年九月，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工人们赶来抢救，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有两个工人当场牺牲了。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我犯了什么罪？”反动军官答不上来，只反问一句：“你还敢打倒帝国主义吗？”“打倒帝国主义！”
敌人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逼他供出党组织的活动，又问他谁是共产党员。黄静源冷笑着回答：
“闭起眼睛一个没有，睁开眼睛倒处都是！你们能杀死我一个，杀不尽全中国人民！”
敌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广场上，把黄静源杀害了。他临死前还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当天晚上，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抢出烈士遗体，连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还在他就义的地方埋下一根树桩，作为标记。并且在长沙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了。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从广东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后，安源煤矿总工会公开出现了，八方井窖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楼，牌楼上写着“也有今天”！矿工们拔掉了早年在广场上埋下的树桩，竖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牌，上面写着：“黄静源烈士就义处”。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花圈。安源煤矿工人成立武装纠察队，参加了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反动集团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开到安源，疯狂地屠杀人民。安源煤矿变成了一座屠场，每隔三两天，就见敌人绑着一批人在工人俱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枪杀了。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绿草。
最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安源矿工武装领袖杨士杰和株萍铁路工会主任朱少连的被害。朱少连在就义前还给他岳母写信说：
“不要伤心，革命一定要胜利！”
杨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昼夜。敌人用烧红的铁钉，钉住他的四肢和胸口，他还忍痛高喊：
“蒋介石你瞧吧！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
革命的疾风暴雨过去了，那血的记忆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
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萍乡以后，学校停办，我就失学了。接着，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绝境。
父亲平时省吃俭用，攒下几个工钱，全存在萍矿银行里。同事和朋友们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置几间房屋，给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但是父亲不要田地，也不要房屋，只想让孩子们念些书，学些本事，把他们培养成人。
父亲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煤矿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顿状态。银行一倒闭，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钱都白扔了。矿上又趁机滥印“矿票”，市面上谁也不收，工人拿着废纸买不着东西，只好用它当手纸。
我们兄妹七个只会张口等吃，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家里生活越过越苦，开头还有点稀的喝，后来连稀的也难喝上口。家具卖完了卖衣服，衣服卖完了卖破烂。要米钱，要油钱的债主们，成天找上门来，坐着不走。
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饿，只是叹气，有时弄到一点吃的，家里人口多，也不够吃。弟弟妹妹围着母亲直嚷。母亲含着眼泪说；
“好孩子，让爸爸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