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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在外国人的报纸上有了那么多的鼓励性的话，直接决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福祸的，还是那些拿枪杆子的军人。正如《华北每日邮电》所说，“奔走于军人集会的处所，并非没有意义”。我记得这年（一九一九）的下半年，紫禁城小朝廷和老北洋系以外的军人有了并非泛泛之交。第一个交际对象是奉系的首领，张作霖巡阅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汇来的一笔代售皇产庄园的款子，是由我父亲收转的。我父亲去函致谢，随后内务府选出两件古物，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另一件是一对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由一位三品专差唐铭盛直接送到奉天。张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当时奉军的副总司令，也就是后来当了伪满国务总理的张景惠，随唐铭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谢了我的父亲。从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军方面有了深一层的往来。在张勋复辟时，曾有三个奉军的将领（张海鹏、冯麟阁、汤玉麟）亲身在北京参加了复辟，现在又有张景惠、张宗昌被赏赐紫禁城骑马。张宗昌当时是奉军的师长，他父亲在北京做八十岁大寿，我父亲特亲往祝贺。民国九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了奉系打败了皖系，直系首领（冯国璋已死）曹锟和奉系首领张作霖进北京之后，小朝廷派了内务府大臣绍英亲往迎接，醇王府更忙于交际。因为一度听说张作霖要进宫请安，内务府大臣为了准备赐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议一番。结果决定，在预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记得张作霖没有来，又回奉天去了。两个月后，醇王身边最年轻的一位贝勒得了张作霖顾问之衔，跟着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败，直奉合作期间，北京的奉天会馆成了奉系的将领们聚会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们奔走的地方。连醇王府的总管张文治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他和张景惠在这里拜了把兄弟……
这两年，又和张勋复辟前的情况差不多，复辟的“谣传”弄得满城风雨。有一个外国记者向在野的黎元洪问起这件事，黎元洪说：“迟早会又闹出这个复辟来，但是成功不了。”可见这是公开的传说。我在这时和张勋复辟那时不同，可以听到较多的消息了。除了报纸，师傅们给了我较前更多的新闻。不过，陈宝琛师傅透露给我的消息不如庄士敦的多了。庄士敦师傅曾把外国报上的消息告诉过我，其中有一段他后来写进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这是登在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亲王派人到奉天送礼品和张景惠来北京之后的两个月）英文《导报》上的发自奉天的消息：近来在此间人士尤其是张作霖将军部下中间盛传一种谣言，说将在北京恢复满清帝制以代替民国政府。根据种种断言，这次帝制将由张将军发动，合作的则有西北的皇族和军事领导人，前将军张勋也将起重要作用……说是甚至于徐总统和前冯总统，鉴于目前国家局势以及外来危险，也都同意恢复帝制……至于曹锟、李纯以及其他次要的军人，让他们保持现有地位再当上王公，就会很满足了。我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这段新闻，是比较靠后一些时间，因为我记得他同时还讲过一些比这个消息晚得多的其他关于张作霖活动复辟的传说。大概这类消息一直传播到民国十一年，即张作霖又败回东北时为止。这些消息我从中文报纸上也看到过一些（上海报为多）。我对上面这条消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条消息是最先使我从心底出现了欣喜之情，同时也让我得以理解，为什么奉军首领们对紫禁城那样热诚，为什么端康“千秋”时张景惠也夹在王公大臣之间来磕头，为什么人们说奉天会馆特别热闹，某些王公们那样兴致勃勃。
但正当我刚刚有点明白，刚刚对张作霖有了热情的时候，昨天还合作着的直奉两系，突然也发生了摩擦，开起火来了。结果是奉军失利，又跑到山海关外去了。
奉军败走，徐世昌接着忽然下台；直军统治了北京，在张勋复辟时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又二次当了总统。在这次政局变动中，紫禁城又发生了新的惊慌。这次和张勋复辟那次不同的，是已经有了像庄士敦这样可以起保险作用的人，王公大臣们就请求庄士敦带我到英国使馆去避难。庄士敦和英国公使贝尔利·阿尔斯顿勋爵商议了之后，回答说，英国公使馆可以给庄士敦个人拨出一些房间，必要时我可以作为庄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里面去，同时英国人又找葡萄牙和荷兰公使馆交涉好，必要时可以容纳皇室其他的人去避难。这样安排好了，后来却没有出现那种必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事件值得一说。在奉军败走，徐世昌下台之后不久，我由于种种的不安和其他后来要谈到的原因，忽然又请求庄士敦，立即带我出洋，并且叫他预备好汽车接我，我打算不征求王公大臣们的同意就离开这里。我这个请求是突然之间把他找来提出的。这位英国师傅被这意外的事情弄得怔住了，他几乎是来不及思索地就回答我：“这是不合时宜的，陛下要冷静考虑到，徐总统刚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从紫禁城失踪，这会引起联想，说徐世昌和清室有什么阴谋。再说，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也不会接受陛下……”
当时我却没有这种联想的本领，因为人们不曾告诉我，张、徐之间以及张、徐与小朝廷之间暗中发生的事情，当然更想不到直奉战争之发生以及这一场胜负和东交民巷的关系。我当时一听这个要求办不到，只好拉倒，不去多费脑筋了。
这是民国十一年春夏间的事。紫禁城登了报，声明说清室和奉军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个谣言，以后也没发生什么问题。第二年，直系的首领曹锟用五千元买一张选票的办法，贿赂议员选他当上了总统。紫禁城对这位直系首领的恐惧刚刚消失，又对另一位直系首领，声望日高而实力日益强大的吴佩孚发生了兴趣。在我民国十一年结婚之前，我知道王公大臣们安排过给吴佩孚送礼的事。我结了婚，按例算做成人，王公大臣们办事要向我直接谈了。新来的遗老、后来当伪满的第一任国务总理的郑孝胥就向我献策说，吴佩孚是个最有希望的军人，他素来以关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游说。这年吴佩孚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在我同意之下，郑孝胥带了一份厚礼前去拜寿。但吴佩孚的态度若即若离，总没有明白的表示。后来康有为也游说他，康有为把他和吴的往来信札也给我看了，也没得到肯定的结果。事实上吴的得意时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寿的第二年，直奉又发生战争，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结果吴佩孚一败涂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了出来。
在我结婚前最后这几年沧海白云之间，小朝廷里王公大臣们心情变化并不完全一样，主张越来越分歧。和年轻的王公正相反，表现最为消极的是内务府领衔大臣世续。他从丁巳复辟起，越来越泄气，后来成了完全灰心悲观的人。他甚至和人这样说过：就算复辟成功，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的理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必定更有恃无恐地胡闹，直到闹出一场比辛亥更大的乱子为止。他又说，就算王公出息多了，出不了乱子，我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自己的险，说不定会给自己弄个什么结局。他最后的主张，是给我选一门理想的亲。他认为最好选一门没落贵族，因为这种人家的女儿会过日子，不至于把我的“家产”毁得太快；如果不这样，就和蒙古王公结亲，以便必要时我可以跑到老丈人家去过日子。如果我当时听到他的议论，准会气死，但今天我却不得不佩服他有知人之明。世续死于我结婚前一年左右，他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多问事，代替他的是绍英。绍英的见识远不如他的前任，谨慎小心胆小怕事则有过之。在绍英心里，只有退保，决无进取打算。他要保守的与其说是我这个皇上，倒不如说保的是“优待条件”。因为保住这个东西就等于保住了他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