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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巷战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时进时退。12月15日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告诫我说，最重要的是迅速取得一项解决办法，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大主教。他在电报中说道，“如果叛乱分子的抵抗继续像现在那样激烈，恐怕我非得从意大利战线上进一步抽调大量援军不可，否则就没有把握肃清整个比雷埃夫斯——雅典地区的敌人，这地区计有五十平方哩是住宅区。”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17日
据我看来，“人民民族解放军”向雅典市中心区推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突出事件。因此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凭着现在陆续到达的援军，我们是否可能坚守市中心的阵地，并把敌人击败。除了第四师、坦克团和第四十六师剩余的两旅以外，不知道你心目中还有什么其它的援军？现在被围困在雅典城内的英军有没有大批投降的危险；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希腊人会不会随之而遭受屠杀？战时内阁要求你就这方面的军事形势进行汇报。
2．我们并没有征服或占领希腊的意图。我们的目标是为一个具有广泛阶层参加的希腊政府打下基础，使其能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作用，并且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军队，以便它能在阿提卡维持下去。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们就走，因为我们在希腊除了感情和荣誉之外，没有其它的兴趣。
3．希腊国王曾在一封逻辑性很强的长信里断然拒绝任命摄政，尤其不肯任命大主教，因为国王本人信不过他。我听到过关于大主教的各种说法，说他跟“民族解放阵线”联系十分密切，又说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我们至今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去打消国王的反对。如果要的话，用何办法；如果无法打消，那么除诉诸武力以外，找不到什么宪法上的根据；而一旦使用武力，我们就卷入斗争双方的是非中去。如果他的首相和政府劝告他不要任命一个摄政，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往后的情况会证实这一点，也会像国王所断言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无异因为国王遵守宪法上的誓词而惩罚他，并由我们擅自来树立一个独裁者。因此内阁决定再等待一段时间，看军事形势向前发展的情况怎样，再来作出最后的重大决策。
4．我个人觉得在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在军事上确占优势，无论如何，我只愿站在有力的地位，而不愿站在软弱的地位去谈判。当然，如果你说我们在相当的时间以内不可能控制阿提卡，那么局势显然有困难，但是其他一切困难我们都已克服过来了，我们就不应该被这样的困难吓倒。
两天以后，我又去一电：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19日
内阁认为与其把我们的全部政治资本投在大主教身上，倒不如让肃清雅典和阿提卡的敌人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一段时间。你查过他的详细履历没有？要我抛弃一个不顾英国压力、按照部长们的正确建议行事、依据宪法设立的国王，以便另设一个很可能袒护极左分子的独裁者，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
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局势更明朗一些，然后，我们将发出一切必要的指示。
亚历山大的答复是严重的。他这时已经继威尔逊将军担任最高司令。
亚历山大陆军元帅致首相 1944年12月21日
在答复你12月19日的来电时，我最感关切的，是让你确切知道真实的局势，并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我的职责。你想要知道在希腊的英军实力如何，又要知道，我还可能从意大利前线派出多少援军，如果形势逼得要这样做的话。
假定“人民民族解放军”继续打下去的话，我估计我们可肃清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的敌人，而且以后也能守住它，但这并不能够击败“人民民族解放军”而迫使他们投降。
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超过这个限度而在希腊大陆上作战。在德国占领期间，他们在大陆上保持六个至七个师，另外在希腊几个岛上还有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即使如此，德军还不能经常保持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我怀疑我们将遇到的实力和决心，是否会比德军所遇到的较差些。
德国人在意大利战线上的动向需要密切注意。西线最近的事态以及跟美国第五集团军对阵的纳粹第十六党卫师的销声匿迹显得行动有些奇突，对此我们非加以防备不可。我提起这些因素是要让你了解军事形势，并强调我的看法：希腊问题不能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一定要到政治领域里去找寻答案。
最后，我想你也知道，你可以永远信任我会尽一切力量去贯彻你的愿望，但是我恳切希望你对希腊问题能够找出一个政治解决办法，因为我深信在肃清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的敌人以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复电如下：
首相致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意大利） 1944年12月22日
我们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以外从事作战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然而我们在那儿必须打下个军事基础，以便某种希腊政府能据以行使它的职权。我个人对大主教有很大的怀疑，因为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到左翼拥护的独裁者。不过，这些怀疑在几天以后可能就会消除。我觉得很有希望，我们将在这几天内控制阿提卡，肃清雅典敌人。
2．在这之后，我们无意再留在希腊，除了下面这样一个必要的相当时期之外，即：使政府（不论是什么样的政府）能建立一支全国性的军队或民团，以便能够指导选举及全民投票等事项。如果我们立足于一个软弱和失败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就得不到政治上的解决。在目前的形势之下只有通过胜利之门才能进入政治领域。
我把我对于希腊事务的见解告知史末资元帅。
首相致史末资元帅 1944年12月22日
对我来说，希腊已经证明是无穷烦恼的来源，而我们确已在我们朋友的家里受到创伤。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利用这个新的机会，煽动起人们的同情心，而我们在希腊的声誉和威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国新闻界拍回国内的新闻报导所损害。希腊国王重返国内，不能作为英国政策的基础。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们利用刺刀来把他强加在希腊人民头上。
我对于摄政权有重大的怀疑，它很可能采取一种独裁的形式。我不能说它是否会成为一个左派的独裁政权，因为我对大主教没有足够的认识。所有的左派势力和我们在当地的人员当然都支持这个摄政权。亚历山大当然全副心神都倾注在北线，因此对整个希腊事务极不喜欢。但是恶势力如果在希腊占了上风（看来很有可能），我们就得准备对付一个半布尔什维化的、由俄国人领导的巴尔干半岛，而且这种局势可能发展到意大利和匈牙利。因此我预见到这些地区内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危险，但是除非给这个政府施加重大压力，并同美国吵架之外，我无力去做任何有效的事情。我希望几天以后能看到阿提卡方面军事行动有所进展，从而导致一种健康的气氛。同时我们的援军即将到来，就人数来说，当然已经大大超过了“人民民族解放军”。不过，局势还不能十分乐观。
※ ※ ※
两天以后，我决定亲自去看看。
那天是12月24日，我们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一个家庭和儿童的晚会。我们有一棵圣诞树——是美国总统送给我们的——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的到来，或许因为周围都是黑影笼罩，所以格外显得明亮。但是当我看完电报以后，我深信我应该飞到雅典去看看当地的局势，特别要去认识一下大主教，有许多事情都跟着他转。我打电话叫人准备好一架飞机，那天夜里在诺索尔特机场等着。我向艾登先生建议要他和我一块儿去，他立刻答应，这样又把他的圣诞节破坏了。我为了丢开晚会而受到家人多方责备以后，就乘车到诺索尔特机场去和艾登会合。在那里有新近由阿诺德将军拨给我的一架空中霸王式飞机在等着，机上服务殷勤、效率高。我们睡得很好，直睡到八点钟左右才在那不勒斯着陆加油。这里有几个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