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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个人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做的是正确的；即使他所做的并不十分正确的话，我也极不愿在有那么多生命和那么重大的问题取决于此的时候，去阻挡或制止他。我绝不用美国人或任何人来作我的挡箭牌。
我所感受的压力，使我在演说的最后说了几句愤愤不平的话。
说实话，我认为，如果有人在非洲这么大的事件里（不论是西非的还是东非的），除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与达尔朗海军上将所达成的协议以外，竟找不到任何其他能引起他的兴趣的事情的话，那么此人就是一个具有偏见和不知该对谁效忠才好的可怜虫。争夺突尼斯顶端地带的战事现在已进入了高潮，大战即将来临。在昔兰尼加边境上，不久也将要有另一次较量。这两回战事差不多都将完全由我国的士兵来进行。英国的第一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将全力以赴。我念念不忘这些将士们和他们的胜负，我希望下院也和我抱有同感。……
我要求下院给予那些怀有恶意、力图散播这种既可耻又没有根据的怀疑的少数的心怀叵测的好事之徒以应有的斥责，从而使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坚决而顺利地克服困难。
我生平作过好几百次演说，但从没有像这次演说这样，感到听众的意见转变得这么明显了。这回演说并非是为了博得掌声，而仅是为了要获得结果。下院被说服了，在这次秘密会议以后议会再也不反对了，因而使得敌对的报纸哑口无言，也使全国放了心。同时，因为在充满了失望或失败的好几个月以后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也使人们越发感到欢欣鼓舞。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战后所写的那本书中，从他本人的角度，实事求是地以军人的风度证实了我前面所说的情况：
法国陆军的军官们为什么不喜欢戴高乐，这原是可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的时候，法国陆军的在职军官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意见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们看来，倘若戴高乐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所有服从法国政府命令的军官们就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乐算是一个忠贞的法国人的话，那他们就必然得自认为懦夫。这些军官们自然不愿意自认是懦夫；与此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执行一个文官政府所发出命令的忠贞的法国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公开和私下里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逃兵。
※ ※ ※
1942年底，北非政局迅速恶化，不仅在达尔朗、诺盖、布瓦松以及其他这些最近起义的人们中间，为了反对吉罗和争权夺势以及博得青睐而产生了剧烈的倾轧，而且在那些在11月8日协助盟军登陆的人们中间，还有那群人数不多但却十分活跃的热烈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中间，不满情绪也溢于言表。
此外，还有人提倡把此刻隐居在丹吉尔的巴黎伯爵抬出来，让他出任一个与维希对立的北非临时战时政府的首脑。达尔朗之得以成为民政首脑和吉罗之得以成为驻北非的法国武装部队司令，是根据那份拼凑而成的协议，现在这份协议已摇摇欲坠了。
12月19日，戴高乐的第一名使者，弗朗索瓦·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以私人身份抵达阿尔及尔，为他的领袖来了解情况。他是在11月8日阿尔及尔起义中是个首要人物的亨利的兄弟，亨利这时已参与了企图使巴黎伯爵执政的保皇党阴谋。这位戴高乐分子的访问是试探性的。他在12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与吉罗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会谈，他正式向他们提出，自由法国部队愿意和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但并未作出任何决定。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将军的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促使戴高乐分子更加反对达尔朗的作用。就在这些会谈进行期间，在阿尔及尔的保皇党分子决定迫使达尔朗退位，并把政权交给一个清一色由保皇党人组成的政府。直到如今，我们还不清楚他们当时究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12月24日下午，达尔朗由他的别墅驱车前往设在夏宫的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门口遭到了一个名叫博尼埃·德拉夏佩尔的年方二十的青年的狙击。这位海军上将不到一小时便死在附近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据某些传说，这个年轻的刺客与亨利·达斯蒂埃有关系，经人百般怂恿，他才立下雄心大志，决意要从万恶不赦的领导手中把法兰西拯救出来。除了拥护达斯蒂埃的一小伙他的密友以外，在阿尔及尔没有任何人公开支持这一行动。根据吉罗将军的命令，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在12月26日拂晓后不久就被行刑队枪决了。
在听到达尔朗被刺的消息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由突尼斯前线赶回阿尔及尔。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任命吉罗将军来补缺以外别无他法。我们绝不能让后方的民政发生混乱，因此美方当局间接但断然地施加了压力，以便使吉罗得以被任命为北非政权最高的但是是暂时的首脑。
不论达尔朗被暗杀这件事是多么罪大恶极，它却使盟国不必再因为与他合作而感到为难，同时，它又使盟国得以坐享在盟军登陆的紧要关头他所能给他们的所有方便。他的职权顺利地转交给在11和12两月里按照美方当局的意向所成立的那个组织。吉罗补了达尔朗的缺。这样一来，障碍便告扫除，使当时集结在北非和西北非的法军，和戴高乐所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得以携手合作，从而使不在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国人得告团结一致。戴高乐在接获达尔朗被刺的消息后，便首先主动提出这样的建议。当这消息传到伦敦时，他正要启程前往华盛顿，与总统进行拖延已久的首次会晤。他当时立即起草了一封电报，通过盟国转致吉罗。我认为，推迟访问华盛顿，以期能团结法国的抗战力量，乃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便打电报给总统，说明情况，并将戴高乐致吉罗的原电副本附上。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12月27日
我已请求驻伦敦的美军总部将戴高乐所乘的飞机推迟四十八小时起飞，以便静观“火炬”作战计划地区形势发展如何，这事我已告诉过哈里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力图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组织某种坚强而团结的法国核心，以便能与之合作。我今天将和戴高乐会晤，余情容再电告。
2．我深信不能因为“象征”计划［我们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故而暂不解决北非问题。我们获悉，该地的法国知名人士已一致推选“要人”为高级专员兼总司令。我已告知艾森豪威尔说，我方完全赞同这一解决方案。
3．战时内阁对任命麦克米伦和他到达〔阿尔及尔〕极为重视。我们深以在该地没有我们的代表为苦，但是该地又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我们正尽力为你们的事业作出实际贡献，墨菲的任命既已宣布，我希望你也能同意我发表麦克米伦的任命。我深信他将会发挥作用。他充满了对美国最友好的感情，而他母亲是肯塔基州人。
电文后附有戴高乐通过伦敦美国大使馆转致吉罗的电报：
1942年12月27日
在阿尔及尔所发生的暗杀是一种标志和警告：它标志着法兰西的悲剧使法国人的思想和灵魂慷慨激昂到何种程度；
它警告由于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国难中，缺少一个全国性的当局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后果。建立这样一个当局乃是当务之急。亲爱的将军，我谨建议你和我应当尽快在法国领土上相晤，或是在阿尔及利亚，或是在乍得，以便探讨将国内外和法国所有领土上一切能为解放和拯救法兰西而斗争的力量团结在一个临时中央当局下的途径。
※ ※ ※
像达尔朗海军上将那样，由于判断错误和性格上的缺点而付出了那么惨重代价的人诚属不多。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个性坚强。他一生致力于重建法国海军的工作，从而使法国海军的地位提高到法国历代王朝以来从未有过的地位。不仅是海军的军官团，而且全体海军官兵都矢忠于他。在1940年，他原应按照他所再三允诺过的那样，命令法国舰队驶到英国、美国或非洲的港口去，不论何处，只要是德国人鞭长莫及的地方即可。除了他自愿作出的保证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