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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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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这两位美国朋友的同情心和侠义之情更可珍贵的了。他们没有责备，也没有说出什么不逊之言。罗斯福说：
“我们将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呢？”我立刻回答道：“尽可能地将你们能够拔出的‘谢尔曼’式坦克给我们，尽快地把它们运到中东去。”总统派人去请马歇尔将军来。几分钟之内马歇尔将军来了，总统就将我的要求告诉他。马歇尔回答道：“总统先生，谢尔曼式坦克只是刚投入生产。第一批几百辆已经分拨给我们的装甲师了，在此之前他们只好安于陈旧的装备。要从士兵的手中拿走武器，那是非常为难的事。尽管如此，假如英国急于需要，我们自当设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一百门105厘米口径的自行火炮。”
为了把这件事说完全，我必须做这样的声明，美国人的行动是胜过言辞的。发动机还没有安装好的三百辆“谢尔曼”式坦克和一百门自行火炮装上六艘美国最快的船只，开往苏伊士运河去了。一艘装有所有坦克发动机的船只，在百慕大附近为潜艇击沉。不用我们说一个字，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把另一批发动机装在另一艘快船上，并让他们去赶上运输船队。“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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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布鲁克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与我们一道开会，商讨未来的战略问题。伊斯梅将军关于军事上的结论保存了一份记录。
1．关于1943年“波利乐”作战行动的计划和准备工作的规模愈大愈好，要极迅速地全力推进。不过，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应当准备在1942年采取攻势。
2．1942年在法国或低地国家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作战行动产生更大的战略上与政治上的收获。关于这一战场的各种计划和准备方案，应当以各种可能的速度、力量和机智来推进。还必须以最坚决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行动中显著的危险和困难。如果可能订出健全而明智的计划，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反之，如果经过详尽的检查表明，即使竭尽全力，胜利也未必可能，我们必须准备另一个计划。
3．关于法属北非（“体育家”作战计划）战役的可能性，将要仔细地、有意识地进行审查，而且，各种计划应尽可能早日具体完成。用于“体育家”作战计划中的军队主要可以从尚未离开美国的参加“波利乐”作战计划的军队中物色。在1942年秋季和冬季在挪威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战斗行动的可能性，也应由联合参谋部仔细加以考虑。
4．计划“波利乐”作战行动一事仍集中于伦敦。计划“体育家”作战行动则集中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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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当我们在午餐后闲坐无事时，哈里对我说：
“总统很希望你会见两位美国军官，因为他们在陆军中、在马歇尔和总统本人那儿都极受重视。”于是，在五点钟，艾森豪威尔少将和克拉克少将被带到我的有冷气的房间里来了。我立刻对这两位杰出的但以前一直不认识的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人都从总统那儿来。他们都是初次会见总统。我们谈论的几乎完全是1943年横渡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事。这件事当时被称之为“围歼”作战计划，而他们的思想显然集中在这一方面。我们很愉快地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使他们相信我个人关心这个计划，我把我在出发前两天，即6月15日写给三军参谋长的一份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在这份文件中，我提出了我对于这样一种战斗行动的方法和规模的初步想法。无论如何，他们对这份文件的精神感到很满意。当时，我认为1943年春季或夏季是攻击的时期。我认定，这两位军官将要在这次战斗中起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他们所以被介绍和我相识的理由。因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历经战争的成败，我极其满意地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个月以后，在英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显然急于考验我的热忱，问我是否愿意把我那个文件送一份副本给马歇尔将军。我照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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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九时三十分，我们在总统室内举行另一次会谈。美国三军参谋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谈。讨论了有关海军形势和在美国东海岸附近德国潜艇击沉船只的惊人消息。我极力主张，金海军上将应当立刻把护航制度扩展到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他完全同意，但认为最好等到他有了可供使用的适宜的护航船只的时候。
夜晚十一时三十分，我又和总统举行了一次会谈。马歇尔、金、阿诺德、迪尔、布鲁克和伊斯梅都参加了。会谈集中地围绕着中东局势的恶化上，以及继派遣受过沙漠战争特殊训练的第二装甲师之后，再派遣大批美国军队到那个战场去的可能性问题。一致同意关于这种可能性要特别结合航运形势加以仔细的研究，而且，与此同时，经过总统的完全同意，我当通知奥金莱克将军，他在8月间可望得到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有“谢尔曼”式和“李”式坦克装备的美国装甲师的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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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托卜鲁克的投降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22日，我和霍普金斯在总统房间里与他共进午餐。不一会儿，战时情报局局长埃尔默·戴维斯挟了一束纽约报纸来了。这些报纸刊载着令人注目的标题，什么“英国一片愤怒”，“托卜鲁克的陷落可能导致政府改组”，“丘吉尔将遭到不信任投票”，等等。马歇尔将军已邀请我去参观南卡罗来纳的一个美军兵营。我们将在6月23日晚上和他以及史汀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