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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处理对于人力的要求和分配，是劳工与兵役大臣职责的一部分，他有责任对他认为可能更有效地经济使用人力的方针发布指示。为此目的，他的官员得根据需要，有取得人力使用的情报的便利。
10．各生产部门和劳工部之间的一切劳工问题将由劳工大臣和生产大臣或他们所委派的官员商讨解决。这三个供应部门将保留其现有的、独立的劳工组织。
最后，我要求对白皮书进行仔细的研究，对于这一计划给予试行的机会；如有辩论的需要时，我当提供一切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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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正在发展的时候，期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场和态度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他表现出仿佛他有谈话需要发表的样子。他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作过一次广播，受到欢迎；
因此他受了鼓励，坚持要求新闻大臣进一步给予机会，进行广播演说。2月9日我写信给他，原文如下：
我了解到，你在布里斯托尔答复关于参加政府的问题时说，“你最好去问丘吉尔先生”，或诸如此类的话。在这种情形下，好不好发表你在1月29日的来信和我在31日的复函呢？
我发觉到在第二页上“如果再加上军需大臣在内”这几个字前面，我忘了插入“依据职权”字样。比弗布鲁克当然不是以军需大臣身分参加战时内阁的，而是他在1940年秋季任飞机生产大臣时，由于一般性的理由被指定的。所以我提出要添上这几个字，这不过是想将我的原意说清楚罢了。
依照他的意愿，我没有把函件发表出来，但是在我看来明显得很，他的加入战时内阁是受到普遍欢迎的。既要满足这个需要，又要符合许多有势力的人士方面所表示的同样强烈的愿望，认为战时内阁应当切实减少阁员，所有阁员应当尽可能摆脱各部的行政责任的约束；要两面顾到是不容易的，因此我想出了一个新的权宜之计。
当1940年5月间政府组成时，我担任若干职务又兼下议院议长一职。一切日常工作，由艾德礼先生处理，我只参与无论如何必须处理的重要事务。据我看，斯塔福德爵士有种种的才能足以领导下议院。他是个议员，又是最杰出的辩论家之一。这样的一个任命，加上战时内阁阁员的身分，可以作内阁的发言人，这就把他们所追求而现在又在默默要求的广泛的活动范围交给他了。我同艾德礼先生讨论了这个办法，在这种紧张局面中，他的忠心耿耿是十分宝贵的。我向他建议，他将掌玺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位让给克里普斯，他自己主管自治领事务部，并被授副首相的头衔，但在组织上不作变动，这里又是一种形式上的变革，而不是实际上的变革。
艾德礼先生同意了，因此我只得请克兰伯恩勋爵从自治领事务部调到殖民地事务部。我把这个职务同贵族院领袖一职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职位本来是莫因勋爵担任的，他是我所最尊敬的一个人物和朋友。他在政府中的落选对于他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这样对待他是于心不安的。后来经过一连串事件，竟使他的生命断送在开罗一个以色列刺客的手中。
亲爱的沃尔特： 1942年2月19日
由于公私方面种种原因，我不得已要对殖民地事务部作一次调动。对此，我深感遗憾。形势和舆论都在要求政府作一次重大的改组，我因此有必要把自治领事务部交给艾德礼，许多人坚决主张这一部门应由一位战时内阁阁员负责。既然如此，我深切盼望克兰伯恩担任你的职务，从我对你的认识看来，从你在这次战争中已有的表现看来，我敢肯定你是一定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和需要的。
在这风暴袭击的时期同你共事，向来使我很感到愉快；为了你行使殖民地事务大臣和下议院领袖的职务时，发挥了高度的才能，又为了你所经常给我的帮助和友谊，我十二分真挚地向你表示感谢。
莫因以一贯的庄严的态度和愉快的心情，同意解除内阁方面的职务。“几乎不必说，”他写道，“我很了解你有改组政府的必要；我只要补充一句话，你给了我在这样有意义的机构服务一年的机会，你又始终对我关怀、体贴，我将永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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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切正在我们的穷于应付的政府机构的中心动荡的时候，国外的祸难又临到我们的头上。新加坡在2月15日投降了（准备下一章加以叙述）。如我们早先所估计的那样，英帝国有十万名官兵作了日本的俘虏。甚至在这以前，即2月12日，发生了一个插曲，我看虽然是次要的，但在公众中却引起了更大的愤怒和不安。德国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连同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已从布雷斯特逃脱，闯过英吉利海峡。据公众所知道的或可能听到的，它们虽在多佛的炮台轰击之下，又在我方所有空军和海军部队猛攻之下，竟能完整无损。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头谈这件事。公众对于内阁及其指挥战事的信心发生动摇，的确是不足为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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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部的成立，由于必须安排带来新的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政府内部进行了调动，这简直等于重大的改组。我决心要在同时进行某些其他的变动。马杰森上尉成绩斐然，不再当陆军大臣，我提议委派他的常务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继任。格里格是在效率和毅力方面最享有盛名的公务员。我任财政大臣时，他当我主要的私人秘书约有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财政部里受到过锻炼，而且曾在印度担任总督行政会议的财政委员，留下良好的成绩。他对于陆军部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并且获得全体将领和官佐的信任。
他不愿进上议院；对于下议院又没有经验；他不得不物色、在必要时不得不争取一个选区，使自己能适应于一位政治首领所应有的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活动范围以及更灵活的手段。他的毅力、他的无私、他的勇敢，我还得加上一点，他的固执，都是很突出的。把他提升到大臣级，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官员。
在飞机生产部里我也作了调整，以卢埃林上校接替穆尔—布拉巴宗上校；前者在美国搞得极好，我们的全部飞机生产现在同美国打成了一片，后者，遗憾得很，已接受了贵族爵位。
亲爱的穆尔—布拉巴宗：1942年2月21日
我抱着十分遗憾的心情，写信告诉你，我为形势和舆论所迫，负责改组政府，不得不对飞机生产部有所调整。
我知道你在该部是多么努力；你对我一贯地表示亲切，使我十分感激。你知道，在这次激烈的、不顺利的战争中我的处境困难，深望公务上的分离不致影响到我所珍视的友谊。
他的复信显示出他的品德：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21日
我十分谅解。政策上有一两个地方我认为非常重要，本想早跟你谈谈，但是此刻已经无需了。
过去的一切我都感到满意。你给过我信任，十分感激。部务和工作已比当初我来时好得多了。
祝一切顺利。
布拉巴宗
为了减少战时内阁的人数，我不得不请财政大臣不再担任正式阁员。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1942年2月19日
我觉得有组织新战时内阁的必要，特将名单附上。你会看到我不能把财政大臣列在其内，这样就恢复到当初本政府组成时的原来计划。
对于这点我很抱歉，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当然，涉及到有关你的公务时，你还得劳驾。
最后，在当时重要的更调中，格林伍德先生退出战时内阁，以便减少阁员人数，从而他表现了高度的爱国和无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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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组内阁的过程中，比弗布鲁克勋爵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除了对自己之外，他对各人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静客观的看法。例如：
亲爱的首相： 1942年2月17日
兹送上我在电话中提到的函件。
人民对于自己丧失了信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