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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的追随者觉得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但这是不符合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或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指挥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曾经担任我的副指挥，他本人也渴望进行我为他保留的范围广大的活动。经过一再磋商之后，这个问题便融洽地解决了。至于贝文先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解决海军部对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认识的，他在加入内阁出任劳工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同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磋商，因为他是该会的书记。这件事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这个英国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贝文出任该职，而且坚决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们获得胜利。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战中取得的经验，我决定把飞机供应及设计的工作从空军部分出来，我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当然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其他阻力妨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不过，我确信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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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因此，我开始只要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个部。这些人自然是当时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增加了，但是全部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是这五个人。其余的人要被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战时内阁以外，谁都可以说：“我不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负责。”
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更高一级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①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译者
以下是全国联合政府在大战期间逐日建立的几个阶段。
战时内阁 1940年5月11日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 丘吉尔先生* 保守党
枢密院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 保守党
掌玺大臣 克·理·艾德礼先生 工 党
外交大臣 哈利法克斯勋爵* 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 阿瑟·格林伍德先生 工 党
内阁级大臣
海军大臣 A·V·亚历山大先生 工党
陆军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保守党
空军大臣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 自由党
5月12日
大法官 约翰·西蒙爵士*（后为西蒙勋爵） 国家自由党
财政大臣 金斯利·伍德爵士* 保守党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 无党派
殖民地事务大臣 劳埃德勋爵 保守党
贸易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无党派
军需大臣 赫伯特·莫里森先生 工党
新闻大臣 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先生 保守党5月13日
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L·S·艾默德先生保守党
卫生大臣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 国家工党
劳工与兵役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先生 工党
粮食大臣 伍尔顿勋爵B 无党派
5月14日
自治领事务大臣兼上院领袖 考尔德科特子爵* 保守党
苏格兰事务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国家 自由党
飞机生产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保守党
教育委员会主席 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 保守党
农业大臣 罗伯特·赫德森先生* 保守党
运输大臣 约翰·里思爵士* 无党派
海运大臣 罗纳德·克罗斯先生* 保守党
经济作战大臣 休·多尔顿先生 工党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汉基勋爵* 无党派
5月15日
年金大臣 W·J·沃默斯利爵士* 保守党
邮政大臣 W·S·莫里逊先生* 保守党
主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保守党
检察总长 唐纳德·萨默维尔*（王室顾问） 保守党
苏格兰检察总长 T·M·库珀先生*（王室顾问） 保守党
副检察总长 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 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 保守党
*上届政府成员。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号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除第一号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二十号人物的意见。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达到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博得名声。
往往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人们进行这种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来。如果他做错了，就对他的错误加以掩盖。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要随便打扰他。如果他无能，就撤他的职，但是，最后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刚刚当选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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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改变重实际而不重表面。“宪法，”拿破仑说：“应当简短而且要措辞含糊。”现有的组织原封不动，人员一个也不改换。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起初还是每天碰头，和过去一样。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担任国防大臣，我这样做，并没有对法律或宪法有所改变。我很谨慎，没有明确说明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未向国王或议会要求特殊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性改变，自然是由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