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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六部，每部四司，唐宋有时会微调二十四司的具体设置，但这个框架从未改变。明朝为加强中央和地方的直辖关系，非常有创意地打破了这种框架，不妨以户部为例来说明这种公共管理创新。
明朝户部内设十三司，分别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清吏司。这就是一些省份的名称，明朝虽没有省的说法，但这种区划显然是后来各省的框架。
这十三司显然各自对口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布政司就直接对口户部浙江司，而巡抚可管不了户部的内设司所。
同理，刑部也设了这样的十三司，对口各按察司。都察院也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派各地监察地方官员。但兵部的情况比较复杂，并未分十三司直接对口各都司。
有些人据此说明朝的疆域很小，只有区区十三省而已，什么东三省、新疆、西藏都不在辖内。这真是相当无知也很无理的一种说法。户部只管十三省，中央各部门都不用钱了？您看户部十三司也没有北京、南京啊，难道也不在疆域内？更可怕的是这十三司没有五军都督府啊！是明军全体叛逃了还是都不领工资了？郑公公那么大的舰队经费从何而来？最愉快的是刑部也只管这十三省，所以中央百官可以随便犯罪玩儿——反正没人管。搞半天“刑不上士大夫”是这样实现的！
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事实上，十三司（道）也只是一种机构设置方式而已，内设十三个司已经够多，不能再增加了。所以十三司托名某处，并非真的只管这一地之事，还要兼管很多业务。比如中央机关的经费就由户部陕西司管，两京及其附近地区的税费由福建司管，各营卫分到各司管等。十三司（道）没有出现的地名其实仍有明确的司（道）在管，并非不在辖内。
这样设置，明朝中央部门对地方的直辖能力更强，藩镇独立的可能性比前代更小。当然，这种进步体现在公共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只是一种表象，根本仍在于社会进步，尽管明朝倒退性地恢复了世袭爵位乃至世袭职务，但社会已尽力将这种影响降至最低，尽管不得不承认比宋朝略有退步，但总体而言一个平行化公民社会还算成功。明朝的中央集权体系也趋于成熟，地方独立的趋势基本被消灭，务实的地方政府设置方式奠定了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框架，使中华民族历代扩展出的生存空间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汉区、羁縻区、军事占领区、藩属国的简单拼凑，统一的中国概念彻底深入人心，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当然，一个伟大的王朝，最重要的遗产不是金银，也不是疆域，甚至不是优秀的组织结构，乃是万世相承的文明血脉。汉唐宋都为后人留下了伟大的文明遗产，明朝的问题就稍有点复杂。
三、中华文明的高阶传承
说到文化，明太宗或许有点不好意思。明帝文化都很高，明太宗的子孙们每人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诗词书画均有作品传世，水平较高。更恐怖的是有些人还是非常优秀的土木工程师或机械设计师，完全达到工学博士的学术水平。但这些人都是在翰林学士的包围中长大的皇子，学习条件比祖上好多了，真正让朱老四脸上挂不住的是：他那讨饭出身的老爸文化素养也比他高得多（有传世作品可证）。总之，朱老四就是板上钉钉的明朝最没文化皇帝。
不过所幸当中华帝国推进至宋明这样的高级阶段，皇帝个人的文化素养对全社会的影响已经不大。
明朝作为汉唐宋之后又一个主要王朝，并且是全球化的中心，其文化塑型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那明朝到底是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明的文明帝国，还是一个思想禁锢、万马齐喑的黑暗王朝？这个问题争议极大，而且不同的答案往往还非常极端。
一个国家的文化塑型主要还是取决于官场风气。明朝作为科举制度全面成熟的时代，再加上合理的官制，社会思想也进步到了一个高峰，提升了整个官场风气。大量出身平民的寒士通过自身努力考取进士，官员晋升有明确的考试成绩为据，而不靠当权者随意评价，所以投机钻营、溜须拍马在主流官场上就很难有市场，形成了一种正直敢言的共同审美观。汉有张释之，唐有魏征，宋有寇准、包拯，而明朝更有海瑞、夏言、范景文、杨涟、左光斗等数不清的诤臣。而且前代的诤臣往往本身也要有一定地位才有底气向大佬叫板，而到明朝，七八品的小官乃至平民百姓公开叫骂皇帝、宰相却司空见惯。
明朝言官（御史、翰林学士、太学生）甚至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每天没有太多事干，但所有往来公文都要抄送给他们看，他们就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挑漏。挑到了把皇帝、宰相一顿痛骂，大出风头之余，对仕途也非常有帮助，许多名臣都出身言官。当然，开骂也并非言官的专利，既然有利于升官，谁都会来抢着骂。比如著名的海瑞，只考取举人而没中进士，被分配到县府工作。按理说这种学历混个知州、知县这辈子就打发了，但海瑞从基层骂起，骂得总督、巡抚狗血淋头，博得一身骂名，因此从县府小官提拔为户部主事（正六品）。进了中枢机关他自然要提高开骂的层次，以骂皇帝为主，尤以一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被誉为骂坛经典，据说气得明世宗把奏本扔在地上猛踩。但海处长从此官运亨通，最后当到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让无数进士、庶吉士艳羡不已。那么，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大家也就纷纷拿起笔，向皇帝、宰相、尚书、将军们开炮吧！
无端辱骂他人肯定是不好的，但身居高位者接受更多公共监督也不是坏事。像明太宗这样没文化的武夫，尚有无数忠臣义士秉笔直谏，整个明朝的风气可想而知。尽管到明末很多坏风气也开始露头，但由于当权者始终处于舆论监督之下，不敢突破底线，没有放纵胡为，全民族道德体系就没有崩溃。
其次，明朝比较忠实地传承了唐宋文明，使得中华文明连续传承。明太宗的一大功绩便是主持编撰了著名的《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约三亿七千万字，保存了八千余种古书，是“宋四大书”的好几倍，可谓古今图书大集成。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在清代逐渐散佚，到今天只留下其中的三百卷左右。
而除了这部总结性的大典，明太宗的朝代有没有产生唐诗宋词这样伟大的成就呢？应该说明小说勉可比肩。而且大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中国这条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小说的文化主线，形式越来越通俗，从门阀贵族才玩得起的高级文言文转变到市井之徒皆可诵读的通俗白话文。但千万不要认为思想性便在下降，恰恰相反，有些小说是在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将深刻的社会原理阐释给尽可能多的人听。尽管现代各路导演都把四大名著拍成了少儿暑期档，实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哲学原理远未被充分发掘。
除了社会科学，明朝的自然科学成就也非常巨大。得出这样的论断并不是根据成书于明代的科学著作，因为这种书很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后人总觉得明朝是一个思想禁锢的黑暗王朝。然而，明朝强大的军队从何而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真能支撑复杂的火器部队——以及那支强大的海军？明朝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贸易中始终处于引领地位，让“中国创造”畅销全球，这难道不需要一个庞大的科研和工业社会体系支撑？所以，可以逻辑性地讲：有明二百七十六年，少有科学论著传世，但绝非著作不丰，只是没有流传。
很多文艺作品都说明思宗亡国时，孤独地自缢煤山，只有一个老太监殉死，这与宋亡时十万人蹈海殉国的感人场面形成鲜明对比，说明这个黑暗王朝的人气是很差的。然而这种说法纯属谣言，事实上明思宗自缢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殉难的臣民多得无法尽数，甚至产生了一个专用名词“甲申殉难”，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灭亡时排场都要大得多。尤其令人感慨的是朝鲜等藩属国，在崇祯十七年（1644）大明自身都已灭亡后，以次年继续为崇祯十八年（1645），并一直用到崇祯二百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