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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优势又显现出来，中国并未因为一个中央政权的倒塌而全盘崩溃。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司马睿在当地士族王导、王敦的辅佐下，南下建邺（今南京），主持稳定了江南的局势。晋愍帝被弑后司马睿即晋王位，后即皇帝位，即为晋元帝。晋元帝只占有江南，中原已经完全留给五胡乱搞，所以永嘉之乱前的五十年史称西晋，后一百零五年史称东晋。按说晋元帝复辟晋室，保得半壁河山，有资格获得庙号，但由于是典型的中兴之君，所以获得中宗庙号，太宗依然空缺。之后又有几位晋帝获得庙号，诸如肃宗、显宗，但都还不够格当太宗，直到司马昱才终于捞到太宗庙号。
晋太宗司马昱是晋元帝少子，从小见识不凡，著名学者郭璞一见他，便断定“兴晋祚者，必此人也”。但郭先生之意是他适合作为一名良相而非皇帝。晋穆帝永和元年（345），二十五岁的司马昱官至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此时执掌朝政的人是大司马桓温。桓温这人非常复杂，他既是一个擅权用事的野心家，但又有青史留名的高尚情怀。从心理学角度讲，他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五层次自我实现需要的需求者，而且还是相当偏执的那一类。这是位非常有趣的文化人，有许多成语和典故，比如“我见犹怜”“神州陆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等都是他在某些场景下灵感偶至说出来的。
文化人虽多次大举北伐都没能收复中原，但分别重创了氐族的前秦、羌族的姚襄和慕容鲜卑的前燕，攻灭了氐族的成汉，在关键时刻斩断了这几个游牧部族走向文明帝国的道路，避免了他们将传统汉区建设成稳固的非汉族国家，为未来汉民族重掌中原留下了重要的空间，也算是他对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以桓温的威望和实力，取代极度衰弱的司马晋室似乎不难，但到底是在史书上留下王莽、曹丕那样的篡臣名声，还是成为诸葛亮那样的千古名相，桓温本人却犹豫不决。但不管要当王莽还是诸葛亮，把权力抓够都是基本前提，不然两头都免谈。
司马昱虽非皇帝，但作为宗室中最有头脑的一人，始终顽强地为司马氏积聚力量，等待“兴晋祚”的机会。司马昱礼贤下士，笼络了谢安、谢尚、王坦之、王彪之、周抚等大批名士。其中，王谢两家的势力非常大，“王谢”在后世甚至成为豪门巨族的代称，刘禹锡就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来形容汉晋门阀贵族在唐代逐渐式微的社会发展趋势。同时司马昱扶植另一位大将殷浩来牵制桓温，通过不断分化稀释各家望族的权势，渐渐提高宗室权威，渐有让司马氏从东晋诸豪族中脱颖而出的趋势（皇族还要脱颖而出？悲剧呀）。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而言，司马昱不愧为一代良相。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非常尴尬的选择摆在了他面前——桓温废黜了晋废帝司马奕，要让他当皇帝。
这实在是非常厉害的一招。第一，废立君主能进一步提高权臣的声威，王莽、董卓都行过废立之事；第二，司马昱集团最反对桓温行废立之事，那就拥立你司马昱本人，造成司马昱集团中很多人转而支持桓温的动议；第三，桓温打着拥立司马昱的旗号，打击其他司马氏亲王，其实是在削弱宗室的总实力。最后这招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好处，将司马昱从丞相提到皇帝位上，表面上是对他好，然而俗话说“君权高而虚，相权低而实”。皇帝的位置虽好，但掌政的深入程度其实不如丞相。和平年代皇帝好做，但在争权时代，就了虚位的皇帝反而不便于捞实权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桓温没有放弃当诸葛亮的想法，不然他也可以立一个三岁以下的小皇帝捏在手中，而不是宗室中相对强势的司马昱。
司马昱本人极不愿意废掉现任皇帝自己来当，但桓温要你当你就得当，即为晋太宗简文皇帝。桓温来请司马昱即位，司马昱既不想当，又知道推不掉，只好对他痛哭流涕，弄得桓温自己都很不好意思。
即位后双方很快就进行了一次交锋。桓温逼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太宰、武陵王司马晞谋反，想把这几个宗室核心一网打尽。桓温将他们收监下狱，来找晋太宗商议定罪，要诛杀武陵王。晋太宗又只好痛哭流涕，桓温固执再三，最后晋太宗下了一道手诏：“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字面意思是说：“如果晋朝的国祚还很长，先生就应该奉行之前的诏令。如果大势去矣，就请让贤吧。”实际意思是说如果你桓温认为晋朝还不至于就此灭亡，就要听我的。如果晋朝亡了，我就不当皇帝（但你也当不成辅臣了）。话说得这么严重，桓温也有点心软，最终没有杀武陵王，只是废黜了他的官爵。
年过五旬的晋太宗当上皇帝后长期以泪洗面，自然就活不长了，他集权于司马氏的革命理想基本上失败了，现在他的纲领性目标就是能让自己的儿子司马曜顺利继位。为此，晋太宗所用妙计也堪与桓温一时瑜亮。
当时桓温在姑孰（今安徽当涂）领军，晋太宗宣布册立司马曜为皇太子，并一日四诏宣桓温入朝辅政。桓温为表谦虚，暂未接受。也有人认为他不想辅政，他就等着晋太宗驾崩便篡位。于是晋太宗写下遗诏，要求大司马桓温以周公辅成王的旧例辅政，国家大事都由大司马决定，若太子不贤，大司马可以自行取代。
晋太宗的心胸突然开阔，愿意让位给桓温了？非也，这其实是他故意把桓温推上风口浪尖。桓温有篡位的形迹，大家对他心里有气，但人家从来没说过要篡，你们又凭什么发作？有气也只能窝在肚子里。那好，现在大家可以释放愤怒了。果然，负责颁诏的郎中王坦之见后怒不可遏，当着晋太宗的面就把诏书撕得粉碎。晋太宗笑嘻嘻地说：“这天下本来就是取来之物，何必太在意？”说实话这倒是很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封建士大夫肯定达不到这层境界。王坦之怒道：“取也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取来的，您又凭什么授予他人？”好了，激怒王谢的目的差不多达到了，晋太宗修改诏书，要求桓温以诸葛亮、王导的形式辅佐新君，并要求新君敬重大司马，国家大事要禀报（而非取决于）大司马。
明朝大儒王夫之痛斥晋太宗昏聩卖国，其实也没有顾及别人的苦衷。晋太宗人之将死，只有对桓温这样谦卑，才能争取到他同意自己的儿子继位，也只有这样过度捧高桓温，才能激起王谢等族对桓温的敌意，保持他们之间的制衡而不是合流来压制宗室。当然，从道义和人格的角度讲，晋太宗这种做法虽然现实，但确也和刘禅的乐不思蜀异曲同工，有失气节。关键是刘禅并未获得后世好评，司马昱却领受了一个太宗庙号，不得不说是对这个庙号的一种侮辱。
桓温依诏入朝辅政，但朝政已被王谢把持。桓温带兵入朝，请谢安、王坦之到官邸会见。两人知道厅内埋伏有士兵，但谢安冷静地说：“自古以来明道义的大将都是把兵将放在边境御敌，您为何要放在客厅？”桓温确实是个明道义的大将，红着脸把兵撤了。这是他最后一次篡位的机会，错过就再没有了。后来桓温回想起这最好的一次机会，越想越气不过，第二年便气死了。再后来桓温之子桓玄在荆州称帝，追赠他为太祖宣武皇帝。但桓玄的时机显然不对，很快就被剿灭，桓氏族人隐姓埋名，湮没在了历史的大潮中。桓温这位充满浪漫武士情怀、以青史留名为人生终极目标的东晋名士，却成为了一部个人奋斗的反面教材——明明不是坏人，却总想去干坏事，找不准自己的定位，最后恰如他自己所说：“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复遗臭万年。”
晋太宗在位实际不足一年，虽然没能实现“兴晋祚”的目标，但拉拢了王谢两家；虽没有集权于皇帝，但也没有集权于某位怀有异心的权臣，王谢两家还在后面关乎命运的淝水之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算是延续了晋祚。不过晋朝恢复分封，显然选错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这样一个朝代终归不能兴旺，也不值得拥戴。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宋王刘裕篡位，晋朝终于灭亡。
被当了坏丞相的好太宗——屠龙大王宇文护
南北朝分南朝和北朝两条主线。南朝的第一朝即为篡夺了东晋的刘宋，其后是萧氏的齐、另一家萧氏的梁和陈氏的陈三朝。北朝开始得比南朝稍晚。晋室南渡后中原陷入各族混战，史称五胡十六国，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