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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教练是那些巡回流动的“师傅”，穿着打扮或僧或道，走村串户，来去无踪。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宗教仪式方面颇有造诣，包括催眠术方面的基本知识。他们在装神弄鬼方面堪称专家，在招募无知的年轻乡民方面也同样技艺非凡，这些年轻人很容易被从事反教大业的辉煌前景所点燃。或许，年轻的“神拳”只是一种自然生发的乡村现象，至于那些巡回师傅来自何方，当时又是什么导致他们当中有这么人全都去了山东西部，以及后来为什么转到了北京，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些教练是作为组织者和煽动者而被派出来的，同样，那些印刷的宣传品得以散布流传也是为了煽动乡民。他们或许是由前强盗头子董福祥将军为铁帽子们招募来的，其途径便是他和强盗们的地下秘密帮会以及乡村庙会上的江湖骗子之间的亲密关系。董福祥的一位把兄弟后来领导了一帮拳师的中坚分子，其组成人员就主要是那些“师傅”。这些都符合这个模式。
1896年，神拳最初出现在山东的西北部，大约与此同时，最有前途的大刀会被吸收进了民团组织。李秉衡和毓贤曾鼓励他们成长，并想方设法要引导他们，控制他们。
第五部分北京之围第78节草民（3 ）
辛博森讲述了当时外国使馆为什么没有认真对待他们：获得批准的政府官员正式参观了那些新兵，他们表演了整套恐怖的仪式，勇敢地站在一个身上插满羽毛的拳师的前面；观看了拳师往他的老式短枪里装填火药，用一个枪塞堵住了顶部；目击了一小把铁弹被装填了进去，但没用枪塞填充通常的位置，还注意到了“师傅”用他致命的武器比划了一下，以便在点火之前给他的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不过人们没有注意到铁弹已经愉快地蹦出了那生锈的枪管；到最后，当火引子向外喷射火焰，震耳的声音在距离新兵一人远的地方炸响，他们，还有其他数千人都看见了，他毫发无损。
也有一些偶然的错误，一个家伙用炮弹轰击另外两个人，而另外的人却忘了偏移行刑队的子弹。这些失误被解释为准备工作不到位：受害人没有严格执行他们的仪式。西方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反正大多数中国农民和许多士绅是坚信不疑的。唯其信仰，所以才敬畏。为了传播他们的宣传品，拳师用上了恐吓连环信：“如果你不传递此信，你将不得好死。另一方面，如果你复制此信并交给他人一次，你的家庭就是安全的。如果你复制十次并将副本交给他人，你们整个村子就是安全的。”
一种巨大的激情逐渐席卷到了山东之外，这种激情由于令人绝望的贫困而不断高涨，他们仅有的装备是棍棒和火把，扛着的旗子写着他们的口号“扶清灭洋”。在“义和拳”的名义下，他们开始攻击性地搜寻基督教民，打伤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家洗劫一空，再一把火烧掉。除此之外，少数教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这样的事变成倍增加，伤害赔偿被传教士们夸大为谋杀赔偿，北京的公使馆被迫提出抗议。
伦敦传道会的分会在1899年的5 月、8 月和10月，先后受到袭击。10月，袁世凯将军的堂弟被派去驱散一大队正在恐吓基督教徒的拳民。在靠近平原镇的一座庙里，他把一千多名拳民逼到了绝路，然后就开了火。凭着一些木棍、几杆步枪和一门老古董火炮，拳民奋起还击，把老袁的堂弟打得抱头鼠窜。政府的援兵很快就赶到了，杀了28个拳民，包括一位本地首领。当战斗结束，一位赶来为那位年轻拳民辩护的乡村老者被士兵开枪打死了。他的被杀激起了巡抚毓贤的强烈反应，他建议北京剥去袁世凯堂弟的兵权，调到别的职位上。在山东的乡村，毓贤的行动清楚地表明这样的信息：拳民享受巡抚大人的保护。
有了这样的鼓励，义和拳的队伍迅速壮大，来的人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本地小青年、退役士兵、失业船员、流浪汉、无赖、江湖骗子和机会主义者。他们装饰着红色的头巾、护腕和腰带，焚烧写有咒语的裱纸，然后把纸灰吞进肚子，进入具有表演意味的迷狂恍惚，然后被他们所喜爱的超级英雄附体。接下来，他们就为乡村地方清除他们共同的敌人。
1899年11月，一大队拳民在大名鼎鼎的朱红灯3 的带领下，在劫掠了许多基督教村庄之后，正行进在回家的路上。就在这时，他们遭到了中国天主教徒的埋伏。拳民们反击，结果三名教民受伤，两名被杀，他们的镇子被烧。因为这些凶杀，冲突戏剧性地逐步升级。毓贤巡抚被迫采取行动以恢复秩序——骚乱是一回事，杀人，则是另一回事。几天之后，当义和拳的首领们开始内讧的时候，政府军突然袭击，把朱红灯抓了起来，因为他扮成一个撒播大粪的农夫试图逃跑。
毓贤巡抚显然指望他逮捕朱红灯的举动能够对公使馆方面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就像几年前他杀掉两个大刀会的头目一样。然而，关注焦点突然从天主教传教士转移到美国新教徒的工作上来了。他们的抗议提交给了北京的美国公使爱德温。康格，最后有了一个结果。12月初，总理衙门通知毓贤：康格“暗示要酌将（该巡抚）免职。”因为康格先生并不是个“惯于爱管闲事的家伙”，所以总理衙门认为他的抗议并非没有道理。第二天，毓贤的位置就被袁世凯将军取代了，他（由于他对李鸿章的忠诚要胜过铁帽子们）立即开始着手改变毓贤对待拳民的策略。
甫一抵达山东，袁世凯就发布了一篇公告，宣布采用严厉的标准，以镇压所有匪帮和麻烦制造者，不管他们披的是什么虎皮。如果这些标准得到全面执行，那么义和团运动就很有可能突然走向终结。不过，在他到任后的一个月之内，他收到了不下于三篇谕旨（毫无疑问是端郡王促成的），警告他要“格外小心”。
然而，12月里最重要的发展，是义和团的一位新的战地指挥官从陕西到了山东，有人要取代毓贤的位置了。此人是一位能力超凡的强盗，名叫李来中，也是穆斯林将军董福祥的一位拜把兄弟，并通过董福祥直接联系着端郡王。他的到来意味着一场新的暴行。这期间，毓贤已被委任为山西巡抚，那是北京西边的一个省份，在董福祥将军的边疆领地的边缘上。
义和团立即就爆发了。照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中国基督徒，但事有凑巧，一位西方传教士撞倒了他们的枪口上。1899年12月的最后一天，英国国教传教士卜克斯牧师正冒着漫天飞雪返回他在平阴（位于黄河边上）的教堂，此时，一队拿着大刀的拳民围住了他。卜克斯并没有向他们的抢掠或其他侮辱行径屈服，而是进行了抵抗，结果，他的头和手臂被砍伤了。拳民们将他剥得只剩下内衣裤，然后把他拖走了。在刺骨的寒冷中，卜克斯试着和他们讨价还价，提议愿出一笔赎金让他们放了自己。当这伙人停下来在一家路边酒馆里吃午饭的时候，就把他绑在了一棵树上。正当他们在里面吃喝吵闹的时候，酒馆老板解开了卜克斯，这位传教士便撒丫子跑了，没想到在离一座由“英国海外福音推广公会”管理的教堂约一英里的地方被拳民追上了，并被他们剁得体无完肤。他的头被割了下来，尸体被扔到一条臭水沟里。
卜克斯的被杀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当中激起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冷漠。美国传教士满乐道4 医生写信给莫理循：“窦纳乐爵士对此非常冷静，明确表示（卜克斯）不应该到纷扰不宁的乡下乱跑。”巴克斯告诉莫理循，根据英国国教华北主教的说法，“此事看来的确是卜克斯在已经得到警告的情况下，并拒绝了一个卫兵的提议，故意进入那个村子的。”
虽然如此，北京的公使馆还是正式递交了外交抗议，要求最高当局谴责并压制义和团。1900年1 月11日，朝廷（温和派和敌对派势均力敌）发布了一篇谕旨，字斟句酌，闪烁其词，就连康格也认为“这样古怪的措辞，其效果颇令人忧虑”。谕旨是这样写的：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我朝深仁厚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