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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彭德怀在讲话中常提到朱德的榜样，他对比他年长10岁、艰苦卓绝的总司令由衷敬佩。面容温和、性格宽厚的朱德，和面带威严、性格刚毅的彭德怀，同以普通一兵的生活水平，指挥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他们或在一起阅读电报文件，或在一起研讨军情，或在崎岖的太行山道上驱驰，有时又为节省马力而一起爬山越岭，总部人员称之为“慈总严副”。“慈总严副”，实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八路军上上下下都知道，彭德怀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做了好菜好饭，也没有人敢给他端去。在战争的艰苦生活中，彭德怀拒绝给他以特殊的生活待遇，常说：“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彭德怀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痛恨贪污浪费。有的干部说，我也不贪污，不过多吃多享受罢了。彭德怀在干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观念是“流氓观点”； “流氓意识”。
有人把彭德怀当成秉性苦行，这当然是误解。刘伯承、邓小平做的四川菜，他最喜欢吃。刘、邓请他吃豆花饭，他和妻子欣然前往。一次，彭德怀去陈赓三八六旅驻地，陈等人凑钱买肉吃。干部怕挨骂，不敢去叫彭德怀，偏偏又被彭德怀碰上了。彭德怀指着陈赓问： “好啊，你陈赓偷偷吃肉不叫我！”陈赓边吃边笑，说：“人家说你彭老总见着肉就要骂娘，我怕骂娘嘛！”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又骂起来：“哪个狗娘养的，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
第二节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菲薄，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镇，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有饭吃，送点儿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个八路军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话，俺今年50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不禁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那次是怎么吃上肉的呢？”“八路”真诚关切地问。“那年，是我和人抬轿子，送一位老爷去上任，抬到黄河边，老爷就要上船过河了，说：看你们抬了几天轿辛苦，赏几斤肉给你们吃。打那以来，就没有尝过肉的味道。”
王老汉不知道，和他谈话的这个“八路”，乃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更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是怎样震动了这个也曾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左漠野谈起这件事，也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共向全国宣告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良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本军劫掠、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军饷只有61万元，国民党当局还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帐：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需约 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 ，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 ； 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 ，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发现田赋按亩摊派，表面上似属公平，实则由地主富豪操纵，很大一部分负担，被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户身上。
1938年秋，敌后抗日根据地丰收在望，彭德怀决心使占乡村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真正享受到丰收果实。在秋收征赋前，他向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朱德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经中央同意，在根据地内全面推行。由阎锡山最先提出的合理负担的口号，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得到具体实现。
第三节 经济战
华北敌后抗战是一场以军事为中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全面战争，敌人称之为“总力战”。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与敌后军民的反封锁，敌人对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敌后军民的反掠夺，构成了一场生死攸关的经济战。
斗争是从货币战、贸易战开始的。彭德怀在挂帅经济工作之初，并没想到他要学做生意。
一接触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彭德怀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十分混乱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除国民党的中、中、交、农（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法币外，有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发行的省钞，有县银行的县钞，还有一些地方银号、商号以至当铺发行的票子。各类杂钞纸质低劣，有的发行人已经逃之夭夭，信用不保，群众不敢使用。华北的汉奸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伪币“联银券”乃乘机打入市场。日本侵略军一面用伪币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用伪币吸收根据地的山货土产、粮食、棉花。中央军也经过太行山区大量走私日伪货物。这些都严重影响根据地经济的稳定。
为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彭德怀在1939年2月向毛泽东建议成立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作为冀南和太行地区的本位币。在建议中，他请求中央派遣懂行的干部来前方进行筹建工作。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当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发行了冀钞。
冀钞的发行曾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也引起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