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头牛，在牛尾系上煤油把，将火点燃驱牛冲击敌人的工事，开始牛被火烧得狂奔，但碰到电网即受惊回窜，反而冲击了红军的阵地，造成伤亡。红军丧失了突然进攻的机会，变成正规的阵地战，以致久攻不下，一、三军团均遭受较大损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机立断，因势利导，于9月12日下令撤围。第二次打长沙遂告结束。
彭德怀并不同意第二次打长沙，因为敌人已坚固设防；而从红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整训。从1929年11月起至1930年8月，部队扩大了8倍，从5月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休整。但他还是积极执行红一方面军的命令，指挥三军团冲锋陷阵，与敌激战。
第一节 力排众议渡赣江
1930年9月下旬，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纠正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但由于交通不便，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红一方面军。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带着中共中央9月会议前关于攻占长沙的指示，仍要红一方面军再夺长沙，占领南昌、九江，为会攻武汉创造条件。中央这一指示在一方面军中引起了争论。9月28日，一方面军总前委于袁州开会，毛泽东认为，军阀混战即要停止，蒋介石必定会集中兵力向红军发动进攻，主张按总前委原议打吉安，扩大农村根据地。但少数干部力主进攻南昌。经毛泽东说服，会议决定仍先打吉安。就连为传达中央打长沙、南昌指示而来的代表周以栗也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但有的人不过是同意先攻下吉安，然后再说。因而在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上，并未能真正取得统一认识。
彭德怀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红军占领了吉安，又连克新余、峡江、吉水等城、使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势很好。这时，少数干部又急于北进打南昌、九江，于是，是否按中共中央攻打南昌、九江的指示行动，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10月17日，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开会仍未取得一致认识。
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而进行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宣告结束。蒋介石随即调大军入赣，向江西苏区扑来。在形势急剧变化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下旬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罗坊会议）。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出席了会议。
会议正在讨论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方针时，入赣敌人逼近分宜、临江一线，摆开了向红军进攻的阵势。毛泽东根据敌情主张实行战略转变，将红军主力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引诱敌人到根据地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据此，提出红军东渡赣江的作战计划。但红三军团的干部多不同意，他们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一军团在赣江以东，红三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得十分激烈。
从长沙撤出后，彭德怀深感打大城市的做法行不通，因而在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立场。因为持反对意见的多系三军团的干部，当时，彭德怀这一票就非常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占优势。”① 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
彭德怀和滕代远回到三军团，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贯彻方面军总前委作战方针，准备过赣江。会上部分干部仍不肯东渡，力主一、三军团夹江而阵，认为这样既可集中消灭敌人，又可分兵湘赣、湘鄂赣、湘东南进行游击战争。甚至提出一、三军团分家的意见。红三军团的干部为什么在渡江问题上反应如此强烈？彭德怀认为其原因在于红三军团的五军、八军多数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的农民，有地方观念，不愿远离家乡渡江作战；他们还担心过江后，把在湘赣两江之间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丢掉。针对这些思想，彭德怀向指战员耐心说明，三军团过江后，湘赣、湘鄂赣仍有武装部队坚持斗争，根据地不但不会丢掉，还会得到发展和巩固。大家听到三军团过江后各地仍有红军坚持斗争，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几天后，周以栗来红三军团司令部开干部会，进一步动员渡江。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彭德怀带领一部分人外出筹备船只，回来会议还没有结束。彭德怀进屋，只听好“放炮”的杜中美慷慨激昂地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非要过江？我们有意见，就说是地方主义。”他一说，会议气氛又立刻紧张起来。彭德怀向前一站，果断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杜中美等人见军团长态度如此坚定不移，便放弃了夹江而阵的主张，从而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三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这个问题，说：“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彭德怀这次的“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渡过赣江，驻在东固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②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亦被诬控。他与红二十军独立营密商后，率部冲至富田，包围了省行动委员会，缴了警卫连的枪支，释放了大批被错捕的干部，成为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的一天，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的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另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事情如此严重，信不信呢？彭德怀看过材料，回想一年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里？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一、三军团关系，分裂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猖狂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之际，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彭德怀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宣言草就，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①
接着，彭德怀主持召开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公布了伪造信事件，要大家提高警惕。他说：蒋介石调重兵来进攻红军，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战胜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彭德怀的坚定立场使红三军团干部坚定了拥护毛泽东的信念，维护了一、三军团的团结。
伪造信件妥善处理后，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应邀到会。红三军团的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又聆听了他的讲话，留下深刻印象。
在保卫局的督促下，红三军团各师也打了不少“AB团”分子。三师政委黄克诚因为抵制肃反委员会到师里乱抓人，被怀疑是“AB团”，给抓了起来。战友们为黄克诚捏了一把汗，却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