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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考察中，还有一件事使彭德怀终生难忘。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负伤致残的红军战士，在人群中悄悄给他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
彭德怀小心翼翼地把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事后，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在株洲，彭德怀与薄一波相遇，谈到当年粮食产量时，彭德怀更有把握地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他便写信给中央，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到900亿斤。这是彭德怀在听到人民沉痛的呼声之后，第一次为人民“鼓咙胡”。
第一节 “其如天下有忧何”（1）
彭德怀是在并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奉命上庐山开会的。
1959年4月24日至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近50天的友好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便不顾旅途疲劳到旃坛寺国防部大楼去办公。总参谋长黄克诚向彭德怀询问了访问的情况和观感，然后向他汇报国内经济形势和当前部队的思想情况。使彭德怀感到担心和意外的，是国内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黄克诚向他汇报时说，全国不少地方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省，有的地方已经断粮，外出逃荒的群众越来越多……
听到这里，彭德怀再也坐不住了。他背着手，在室内踱来踱去。甘肃省是他亲自考察过的省份，就在几个月之前，省委领导和下面干部还告诉他，全省每人平均可占有粮食1500斤。现在怎么忽然变成了严重缺粮省？
在回国的最初几天里，彭德怀阅读了中央文件和各地送来的大量有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材料。他发现国内形势远不像他在国外从报纸上看到的报道那样乐观。全国的粮食、日用品、建筑材料、电力、运输……都处于紧张状态。月末，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各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彭德怀沉思良久。他想让黄克诚去庐山开会，自己留下值班。彭德怀所以有这个念头，是因为他考虑到：黄克诚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地方的情况比自己熟悉；另外，彭德怀计划写一本关于建军经验的书，想抽空做些准备，并看看出访期间积压下来的文件材料。当彭德怀找到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时，一向不避辛劳的黄克诚却出乎意料地没有立刻表态。这位素来稳重的总参谋长考虑得更多一些，他想到在不久前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突如其来地点名批评彭德怀，口气严厉令人摸不着来由，使彭德怀一连几天迷惑不解，闷闷不乐。黄克诚唯恐彭德怀不出席庐山会议引起毛泽东的误解，便非常恳切地说：“老总，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还是我留下来值班，你去开会的好。”
无论是彭德怀还是黄克诚，都没有预料到庐山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彭德怀是7月1日早晨到庐山的。和他一起到达的有：贺龙、李富春、习仲勋、陆定一、康生、张闻天、贾拓夫等。他们从北京出发，乘一组专列先到武汉，然后换乘江轮到九江，由九江登岸乘汽车上山。在火车上，彭德怀一直埋头阅读这一时期中央发的重要文件、内部资料和群众来信。50多天的八国之行，与国内隔绝，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太多了。
在火车上，保健人员发现彭德怀吃饭很少，两顿饭都是只吃几口就把碗筷一放，回自己的包厢去了。在包厢里，他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闷坐不语。保健人员便不安地问：“是不是病了？”彭德怀轻轻摇摇头。“是在车上睡眠不好？”彭德怀又摇了摇头。接着用手指了指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还能吃得下去！”
这时保健人员才注意到，在列车停靠的站台外边，拥挤着许多人。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妇女怀里还抱着吃奶的孩子。他们一个个面带菜色，用手把着站台边的白色栅栏，向列车这边张望着。很显然这是一群被保卫人员赶到站外的灾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始的计划只是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7月2日到达庐山后，被安排住在河东路一侧的176号别墅。这是一座有一间大厅，两头各有一套卧室、书房、卫生间，设备齐全的美式建筑。
7月的庐山，万木葱郁，气候宜人。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给本来就千姿百态的峰壑不断地改变着容颜，为她涂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虚幻的色彩。
毛泽东把第一阶段的庐山会议称作“神仙会”。上山之前，与会人员得悉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继续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传达毛泽东提出的十三个问题。上山以后，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同志时，也明确地说过：“这次会议主要是纠‘左’，要搞一个文件。”
7月2日开过一次中央常委会，会上确定的庐山会议正式议程，是分组讨论毛泽东先后陆续提出的十九个问题：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的任务；四、明年的任务；五、四年的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十二、公共食堂问题；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十四、三定政策；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团基层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十九、国际问题。
当时，毛泽东把国内形势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概括，使初上庐山的彭德怀对会议满怀希望，以极大热情参加了小组会的讨论。
会议初期，气氛轻松、融洽，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有点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晚上看戏、看电影、跳舞。
但是，这“神仙”般的生活只继续了不长的时间。随着讨论的深入，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逐渐显露出来，会议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分歧是从对毛泽东概括形势的三句话那中间四个字“问题不少”的不同解释开始的。
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有所缓和，但没有根本好转。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已经从思想上提出纠“左”的问题。他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和中央全会，制定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并且获得了一些成效。毛泽东对于这方面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但是，由于当时所有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仍然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和实行的，因而这种纠“左”的工作也是很不彻底的。一再修改后的指标仍然偏高；公社中仍然保留着供给制、公共食堂等许多“左”的做法，严重危害着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在彭德怀和一部分与会者中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要求，主张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扭转紧张局势。
对当时形势，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是：一部分人认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成就要充分肯定，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或“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经过195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一系列会议采取措施后，缺点错误已经纠正，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积极的领导人。他们不喜欢听别人谈“大跃进”中的问题和缺点。认为那样就会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是“给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
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暴露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性质是严重的，值得重视。中央虽然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制定了一些措施来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如批评“共产风”、“浮夸风”，生产上的比例失调，干部作风中的简单粗暴、强迫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