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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①
这里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乱世经历，他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说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他有人道的关怀、侠义的倡导，通过郭靖等人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他一贯认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恶，表面上坏的却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儒家式的，尽管对道家、佛教的观点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记》最后回归了“忠君爱国”的立场，着意刻画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仅仅是个插科打诨的陪衬而已。这是儒家历千年不衰的理想，从郭靖与襄阳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①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金庸学术研究会编《名人名家读金庸》，258、261页。
虽然金庸自称“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最羡慕他们功成身退，他笔下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到令狐冲几乎都在大吵大闹之后悄然归隐，连韦小宝也是如此。但对他而言，出世是虚，入世为实，入世才是真的。与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的精神巨人不一样，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属于红尘，而不属于天国，他的神话只是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创刊的《资本》杂志将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单中唯一的作家（报人中，胡仙及《成报》《东方日报》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资本》杂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处商业社会，人对金钱的欲望几乎压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农业文明时代的范蠡也是带着西施弃政从商，变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出江湖，飘然而去，道家式的归隐向来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没有可以耕种的桃花源，可以垂钓的富春江。对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肤之痛早已远去，佛经至多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灵魂慰藉。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饱经动荡与忧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选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十年以后提出的三个续约条件，无非为了一个“钱”字。表面的佛、道、隐等出世的话语，掩盖不住骨子里对现实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发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对金庸提出质疑：
1979年我复出后……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伪善”。
其实，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①
放不下财产、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诚。
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无所逃于所处的这个特定时空，无所逃于这块天地之间。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他已攀上成功的巅峰，财富和名声、鲜花和掌声笼罩了他整个生命的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透过维多利亚港湾湛蓝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阳依然那样耀眼，但那并不是真实的夕阳，那是与大千世界的悲苦、与亿万男女的欢乐与哀愁无关的夕阳。
儒与道，侠与隐，佛家也好，尘世也好，茫茫人海，无可退隐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个梦，所以，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与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常常无所适从，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不独他一个人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仅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卢景文执【wＷw。ＷＲsＨu。cＯm】导的《乔峰》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剧终时，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里。“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一样。”②
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掌声之后，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这一切同样真实。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鹿鼎记》，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回答，“惘然”其实《天龙八部》里也有。
① 转引自杨莉歌《金庸传说》，308页。
② 金庸《深挚热烈的演出》，转引自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55页。
我觉得人生永远美满似乎都不太可能，就算最后圆满，茫然的感觉也在所难免，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很空虚的。
茫然之感，恐怕更能贴切地传达出人生百态的讯息。我常想着：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淡成了茫然。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77、143页。
参考文献
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档案，杭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029）。
浙江省衢州中学民国档案，衢州市档案馆藏。
民国东南日报社档案，浙江省档案馆藏。
《东南日报》金华版、南平版缩微胶卷（1941—1942），浙江省档案馆藏。
《东南日报》杭州版缩微胶卷（1946—1947），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时与潮》半月刊（1947—1948），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温州市图书馆藏。
《大公园地》（1947—1948），王芝琛、许乃玲提供复印本。
《明报》缩微胶卷（1959—1996），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明报月刊》（1966—201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明报周刊》（1968—1994），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三十五周年纪念号》，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四十周年纪念号》，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创刊四十周年暨明报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特辑》，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大公报》缩微胶卷，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香港商报》缩微胶卷，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文汇报》缩微胶卷，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新晚报》缩微胶卷，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长城画报》（1957—1958零星），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海光文艺》（1966），香港大学图书馆藏。
《解放月报》（1987—1989），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
《金庸图录》，《紫荆》特刊2009年第1期。
林欢《中国民间艺术漫谈》，长城画报社1956年。
查良镛《香港的前途》，明报公司1984年。
《金庸作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金庸《袁崇焕评传》，收入《碧血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金庸《卅三剑客图》，收入《侠客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三剑楼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金庸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06年。
金庸《论岳飞与秦桧》，《新华文摘》1998年第2期。
金庸《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