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疲肷挝抻铮缓笊袂檠纤嗟厮担骸敖裉焓俏矣猩岳醋罡咝说娜兆樱蛭鹩谷衔铱梢孕此男∷担娴奶咝肆恕Ｆ涓咝说某潭龋蟮执锏揭槐沧佣疾换嵬恰？墒俏艺飧鋈擞幸桓龊么Γ褪羌凶灾鳌６遥铱梢源蟮ń惨痪洌澜缟厦挥腥丝梢孕唇鹩沟男∷怠！毙粗戮痛俗靼铡�
这次金庸找到倪匡，首先强调是“代写”不是“续写”，请他“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只管写你自己的”。总之不让倪匡有推辞的机会。当时他的另一个文字之交董千里（项庄）也在场，他接着对倪匡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深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倪匡答应了，金庸放心出门。
①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3、194页。
② 《金庸散文集》，237页。
1965年金庸（前排左一）在土耳其
1967年金庸（前排右二）在日内瓦
在英国伯明翰，金庸在一家中国馆子天桥饭店请一批各国同业吃饭，饭店侍者都是从香港新界来的，其中三人在港是《明报》读者，听说他代表《明报》来开会，大为兴奋。到了伦敦，周榆瑞带他去东星酒楼饮茶，主人是《明报》读者，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在爱丁堡的青龙酒家，老板王胜既要订《明报》，也要订《武侠与历史》，并千万拜托金庸回香港一定要代他去看看父亲。
《天龙八部》的连载有倪匡代笔，但社评只能停写了，金庸在欧洲不断寄回“旅游寄简”，从6月到7月，署名“金庸”刊登在社评位置的，有《饮茶与中国饭店》《贝鲁特的国立大赌场》《伦敦的几个宴会》《周榆瑞在伦敦》《在莎士比亚故乡》《新界青年在英国》等。在莎士比亚的木屋，他忽然想到英国人对莎翁如此尊崇，而我们的《桃花扇》《琵琶记》《长生殿》等伟大的戏剧正在惨遭清算，不禁黯然。
倪匡自称，代写《天龙八部》，虽然“战战兢兢”，“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但金庸既然说可以自由发挥，他就写了一段基本上独立的故事，只是他不喜欢阿紫这个人物，就把她的眼睛写瞎了。金庸回港，已知道他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一见面就望着他，倪匡不无歉意地说：“你临走时叫我不要弄死人嘛，我是弄伤了，打打杀杀肯定会受伤嘛。”①
倪匡代写的部分有四万多字，等《天龙八部》出单行本时，金庸征得他的同意删去了。倪匡崇拜金庸，替金庸代笔是他引以为豪、沾沾自喜的一件事，他写过一副对联：
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②
①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77页。
② 张彻（1922—2002），原名张易扬，浙江宁波人，香港著名导演，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武侠片的象征性人物，影片《独臂刀》开创票房过百万的纪录。
直到1966年5月27日，《天龙八部》连载了近三年。由于连载的时间跨度太长，出场人物有数百个，情节错综复杂，每天写一段，仅年龄、时间就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也有人批评结构松散，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美国华裔学者陈世骧酷爱此书，两次写信给金庸，称誉“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以陈氏之学术地位，从文学批评高度对此书所作的评价，自然令以“讲故事人”自居的金庸受宠若惊。另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夏济安也很推崇这部作品，陈世骧从日本路经香港，第一次与金庸见面吃饭时，特别告诉他一件事，夏济安有一天在书铺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画了四个人，神情相貌很像“四大恶人”，就买下，并写上金庸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托陈世骧转寄给他，陈随手放在杂物之中，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陈世骧、夏济安的赞许令金庸欣慰，他在1969年8月说，“夏先生和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重大的作品出现”。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1—32页。
第九章 查良镛社评
一、预测“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六周年，从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发行稳定在8万份以上，星期天超过11万份。（这年8月6日，《明报》在头版刊登消息：“本报1965年上半年度销数继续上升，每日平均净销数已增至80200份，上述销数业由英国联邦出版销数公证会证明。”）金庸社评说，最近增加伦敦、纽约两位特派记者张夏、吴嘉墩的通讯，其他地区的特约通讯也在发展中。这一年，世界性的通讯网粗具规模，过去一般国际新闻靠外国通讯社提供，消息虽快，却是外国人的观点，《明报》努力发展、组织国际通讯网，重点是“中国人观点，香港人观点”。7月还要增加几个周刊，包括经济、商品、内地和台湾新闻，特别是加强内地新闻的报道。
当时，香港记者不能到内地采访，香港和海外对内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这一点，在《明报》大量报道内地消息，作为主要特色吸引读者。
随着报纸业务的发展，湾仔谢斐道399号的社址显得太狭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报》搬到北角英皇道651号的南康大厦，先租用十楼全层及地下半层，后又陆续租用了两层，地下和二层放机器，十楼是编辑部，员工餐厅在顶楼。
正值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明报》对摧毁数千年文化表示了强烈反感和抗议，尽量报道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内幕消息。金庸执笔的社评更是独辟蹊径，预测政局走向常常准确，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3月1日，他在社评中分析：
……最近加纳总统克鲁玛到北京，赴机场欢迎的首脑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①
他预感到了内地政局的微妙变化。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批判后，4月19日，《明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率先在香港报纸中披露这一重要消息，大胆预测这是一场全国的群众性批判运动的信号。5月6日，内地已处于大动乱前夜，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这一预测一语中的，当时很多人却不相信，有人还对他提出批评。
《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合写的专栏。与他们同时被批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及《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5月10日、12日、20日，他在《明报》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痛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点明这些批判的矛头实际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
5月26日，他在社评《是谁发给营业执照？》中说，拿“三家村”大做文章，不仅是要揪出彭真，“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老板的问题，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级的人物——是谁发给营业执照？这问题可更加严重了，牵涉到的，一定是中共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虽未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半个月后，彭真被撤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6月4日，他在《彭真罢官》社评中分析：
① 《黄克诚复出任职》，《明报》1966年3月1日。
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罢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牵涉到刘少奇了。因为“刘彭”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极为相似。……
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