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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次填写干部履历表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也让忠武公十分痛苦，那就是他参加革命的时间。他自己认为应该是新莽天凤五年，因为那一年他开始接受秀哥的领导，以鞋铺为掩护，做的是地下党的工作。那一年他十八岁。但有一些喜欢献媚的人认为应该是新莽天凤二年，因为那一年他认识了键哥，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而且还因为在大街上和键哥一起为革命遛狗，遭到了莽贼“杖二十”的无情迫害。如果这样算，他就是未成年就参加了革命，是革命的“红小鬼”。还有一些反对派则认为应该是建武二年。那一年，他赴洛阳投奔秀哥担任绣衣御史。那年他二十六岁。在当时，这几个不同的意见对忠武公应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至关重要。当时的政策是把时间的界限定在建武元年，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九四九年一样，之前之后参加革命待遇截然不同。在后世的近两千年间，凡是他春风得意受到朝廷重用时候，所有的人都说他是新莽天凤二年十五岁参加革命，是革命的“红小鬼”。凡是他受到排挤遭遇打击的时候，绝大部分人又都说他是建武二年二十六岁参加革命。搞得他自己每次填表总是反反复复。为此也是吃了不少苦头。
做了千牛备身的忠武公工作兢兢业业，每天三更即起，戴盔穿甲挎上宝刀就牵着高头大马去德阳殿。因为秀哥也是个勤奋之人，五更就要上朝。忠武公的工作职责就是每天在秀哥上朝之前把德阳殿里里外外检查个遍，一只耗子都不能让它钻进去，一只苍蝇都不能让它飞进去。而后就逐个检查上朝的官员，管你是官衔几品年纪几何，都要严格检查。那时候又没有安检仪器，所有的检查都靠一双手一双眼和一个鼻子。检查完了还要泥塑般立在德阳殿外等候散朝好护驾还宫。所以说这份差事虽然十分威风却也是万般劳累。特别是工作纪律非常严格，因为要讲究威仪，着装规定不论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都须是一衬一夹一胄，所以常常是鼻尖上盛夏挂着汗珠，隆冬挂着冰棱，而且还不能擦也不能掰。特别难过的是只能做事不能说话，时间长了一些卫卒便都患了失语症，不上班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交流也都是靠双手比划。要是皇上外出检查工作就更是辛苦。建武初年，秀哥深受百姓爱戴，地方上的官员也都有媚上的嗜好。秀哥不管走到哪里，地方官员总要刻意安排群众代表献茶献酒献鸡蛋。但是，他们挤不进来就呼爹喊娘，用茶水泼卫卒的脸，用鸡蛋掷卫卒的盔甲。秀哥又要亲民形象，坐在轿车里“招财猫”一样只管微笑挥手给百姓致意，吃苦的自然就是忠武公和兄弟们，个个浑身挂满了蛋青蛋黄，绿头苍蝇便穷追不舍。所以干了几个月后，忠武公就有些厌烦，又有了调动工作的想法。于是，忠武公又找到秀哥汇报思想。
秀哥说，贤弟，吏治败则国家亡。当朝吏制是官员黜陟均须察举，再说你又没有学历，任职时间又短，无举未察实在难办哪。
忠武公一听茅塞顿开，看当朝文武百官确实如此，都是来自三种人：一是立有军功者，二是太学儒生们，三是郡县举荐之人。就连刘氏宗亲如果不属前述三类，也只能受封而不能任职。按照大汉吏制，官员履职是一年一述职三年一察举，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啊？实在难奈。于是忠武公提出进入太学深造的请求。秀哥想这个小弟要求进步其志可嘉，只是这太学可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是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的。这个规矩不能破。秀哥便说，最弟，到太学读书是要考试的啊，要不你就暂时不要上班，准备考试吧。
秀哥可谓用心良苦，为了忠武公能够顺利通过考试，不但特别批准他可以不上班，还专门派了一个大学士给他进行一对一的辅导。遗憾的是他的考试成绩还是不合格。没有办法，秀哥只好动用特别权力来给他加分。什么“地下工作者”加十分，“模范青年”加十分，“纳税先进个人”加十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标兵”加十分等等。直到加到符合录取标准为止。看来考试加分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创造，而只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假如你被加分所排挤，千万不要气恼。尽管许多加分古怪离奇，难以置信。比如说，报纸上披露，有个地方招录干部，凡是坐过牢的刑满释放人员都可以享受加十分的优惠政策。美其名曰社会关爱，你又做何感想呢？
就这样忠武公带着秩八百石千牛备身的官职进了太学插班读书。一年后就顺利地拿到大汉最高学府的毕业证。因为这个学历，忠武公后来的仕途十分畅达。忠武公也为此十分得意。但是后来许多人都效仿忠武公，特别是有些“扁担一倒都不认得是个一字”的各级武官们，也都嚷嚷着要进太学进修拿文凭。他们没得到允许就脱衣脱裤要太学的校长数他们身上的伤疤，说是按照忠武公被特别录取的规矩，一个伤疤起码也要加十分（当然，小时候爬树掏麻雀蛋摔的也是要搭车一并算数的）。最后闹到秀哥那里，秀哥面善都一一点头同意。这些人在外打仗野惯了，哪受得了太学的约束？上课鼾声如雷，下课吃酒赌博，放假打架狎妓，内败学风外坏民俗。国子监的领导便把帐都记在忠武公的头上，几次要收回他的毕业证书。为此忠武公也十分愧疚。
更让忠武公愧疚的事还在后头。这些人因为考试不及格，国子监不肯发毕业证。他们便丑态百出，有的托人说情，有的行粗动武，有的使钱贿赂，有的干脆就到洛阳街上请画匠照葫芦画瓢伪造毕业证书。一时间洛阳城里到处都是制造假证的广告。到后来广告内容越来越丰富，除太学的毕业证外，身份证、结婚证、地契、房契应有尽有，就连偏远地区的郡守县令的任命书都有人敢造假。直气得不屑与这帮人渣为伍的忠武公几次要把那张毕业证撕得粉碎扔进马桶。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例不兴，有例难灭”。自此，插班读书混文凭这股歪风一刮就是两千年。制假造假更是泛滥成灾。
初唐时期，忠武公做了一任国子监祭酒，立志要整肃学风。他上奏请求太宗，凡是因军功保送国子监读书的要考试，加分更要慎重，这个建议得到了皇上的许可。可是，这一年礼部忽然就送来一批疯疯颠颠的扶桑人。他们个个拖着木屐挂着长剑，亘日亘夜在长安城的大街上游荡，吃惯了兑水酒的扶桑人哪里扛得住大唐朝的烈酒？吃醉了酒还要勾肩搭背，“咳——嗦！咳——嗦！”地嚎。学了几年还认不全简单的汉字。他们除了欠条和请假条外什么都不会写，三百字的作文（说是毕业论文），总是把“天下雨了”写成“天下面了”。你看，他们除了吃还会想到什么？他们不是猪又是什么？气得忠武公不肯在他们的毕业证上签名。事后太宗皇帝知道此事也没怪忠武公，只是亲临国子监提起御笔在这帮扶桑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