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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高句丽灭亡后25o年,新罗人的大将王建弑主自立,建立了王氏高丽政权。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是,新罗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韩人(马韩、弁韩、辰韩)的后裔,与夫余人的高句丽没有血缘关系,有高句丽人融入其中,不等于就是高句丽人。王氏高丽为李氏朝鲜取代,李氏朝鲜臣服于中国,自称“中国孝子”(朝鲜《宣祖本纪》37),明清都是如此,直到191o年日韩合并,李氏朝鲜灭亡。李氏朝鲜是南北朝鲜的前身。无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朝鲜,领土都不出朝鲜半岛。
5。朝鲜人自己以前也不认为是高句丽后裔。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在临终前的“十训录”中称自己建国“赖三韩山川庇佑”,可见自认为是三韩后裔,不是高句丽人。在文化传承上,王氏高丽直到今日朝鲜族继承了高句丽很多,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也很多,不能说中国历史就是日本历史。
6。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因此,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汉代兴起于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弁韩展为新罗、百济;百济为唐朝灭亡,新罗又为王氏高丽取代;后来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最终展为近代韩国与现在的朝鲜半岛南北朝。这些政权的疆域从来就没有出过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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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高丽对高句丽史的歪曲
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自《旧五代史》开始,历代正史却将不分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并承认两者有继承关系。关于中国史书不辨两个高丽的原因,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宋元丰五年(1o82)二月己巳条可以看出:“史馆修撰曾巩言:‘窃考旧史,高句骊自**得纥升骨城居焉,号曰高句骊,因以高为氏,历汉至唐,高宗时其王高藏失国内徙。圣历中,藏子德武安东都督,其后稍自为国。元和之末尝献乐工,自此不复见于中国。五代同光、天成之际,高丽王高氏复来贡而失其名。长兴三年乃称权知国事王建遣使奉贡,因以建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诵,诵弟询,相继而立。盖自**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传二十一君而失国。其后,复自为国,而名及世次兴废之本末,与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高句丽21王的谱系清晰可考,但高句丽灭亡之后几百年,怎么会出现一个王建的高丽来,史馆坦承“皆不可考”。然而,王氏高丽向宋朝奉上了一个将王氏高丽和高句丽连接起来的“高丽世次”,公式继承高句丽社稷。中国各政权从此不辨两个高丽,承认高氏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王朝有继承关系。
第五十四章 东胡
东胡东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春秋战国以来,南邻燕国,后为燕将秦开所破,迁于今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燕筑长城以防其侵袭。秦末,东胡强盛,其领曾向匈奴要求名马、阏氏和土地,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退居乌桓山的一支称为乌桓;退居鲜卑山的一支称鲜卑。
东胡是中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东胡是一个部落联盟,包括了当时族属相同而名号不一的大小部落。早在商朝(约公元前十六-十一世纪),就有东胡的活动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主要活动在当时燕国(在今北京一带)的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今西辽河的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
东胡从有史记载以来,一直是一个强大的部落,和中原的燕国和赵国的接触比较频繁。东胡曾打败过燕国,燕国的东北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一带)至辽东一带,经常遭受东胡的侵扰。东胡和赵国也是战事频繁。匈奴刚刚兴起时,也受东胡的敲诈勒索。燕国曾大败过东胡,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国便从今河北怀来直到辽宁的辽阳一带修筑了长城,以防东胡。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用以防御东胡的南下。赵国的大将李牧在击败匈奴的同时,又一次战败东胡。
匈奴的冒顿单于刚即位时,东胡恃强向匈奴索要宝马、美女,冒顿单于采用麻痹敌人的做法,对东胡的要求一一满足。冒顿单于趁东胡王轻敌之际,向东胡动进攻,大破东胡。从此东胡部落联盟瓦解,东胡各部成为匈奴的种族奴隶。当然,东胡各族并未就此消亡,如后来退居乌桓山的乌桓族和退居鲜卑山的鲜卑族,就是东胡主要的部落集团。
东胡族系包括的部落和民族很多:如东胡、乌桓、鲜卑以及由鲜卑分化出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吐谷浑各部,此外还有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
柔然出自于鲜卑,《魏书·蠕蠕传》中记载:“蠕蠕(即柔然),东胡之苗裔也。”。库莫奚和契丹也是出于鲜卑,库莫奚,《魏书·库莫奚传》说它是“其先,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契丹原先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从鲜卑分离出去,自号“契丹”,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仑河)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带。室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失韦(室韦)”。“蒙古”一词最早见于《旧唐书·室韦传》,传中称它为“蒙兀室韦”,是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个成员。《辽史》中所载的契丹语和蒙古语差不多,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曾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相比较之后,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从地域上看,鲜卑起源于今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后来的室韦的活动地区也在额尔古纳河这一带,可见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是属于东胡这一族系的。
考古人员在东北地区老哈河流域现过不少东胡的遗址。从出土的随葬物和兵器等物件来看,多为青铜制明了东胡处于青铜时代,其中出土的双侧曲刃青铜短剑,与中原地区铜制形制完全不同,它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据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另外,从辽宁朝阳十二台子出土的铜饰具和人面形铜饰牌,也被认为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东胡早期遗物。1958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达,而且还兼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明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展,但在社会经济中未必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
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现在的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
第五十五章 鲜卑族
鲜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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