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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的翻译。
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梁启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显然，作者对梁启的经历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
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
数日后梁启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6续写了24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这样写道：
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
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妻子。他在19oo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著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
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梁启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
后来，在梁启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仍然婉辞。
梁启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妾培育9名子女成材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年她成为梁启的侧室。
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用小妾之称。
但是，梁启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
在这之后的岁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届院士，航太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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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评价
年底，梁启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动“史学革命”。
吴其昌对梁启的评价：
吴其昌是梁启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启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
郭湛波对梁启的评价：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的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