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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义愤填膺，一方面有恃无恐，两下里闹得不可开交。
周恩来好象乐得他们闹一闹。他平静地倾听各个发言人的情绪化意见。一个会议开成这个样子，如果主持者实现毫无思想的或者其他的准备，很难安静地对待这种非关会议主题的辩论。那些牢骚发得那么整齐，好象有人预先鼓励过，至少是预先串联过了。也许周恩来正期待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可以借词向毛泽东汇报，既不是自己发难，又可以避免表态。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他会用别人口说出来；如果是好听的话，他也会赠送别人立功，但会告诉那功劳是他送的。周只做事，解释事，尽量叫人觉得不生事。出身官僚，深知绍兴师爷和上海白相人，又熟悉苏联特务机构，对官员和土匪都非常了解的周恩来非常自信，他希望一石两鸟：既将老干部问题反映上去，又显示书生们的无知无能，而自己不担任何风险。艺高人胆大，周恩来也不怕乱子大。
三天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会前，谭震林遇见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他倒是想来的，可是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不同意？即使群众一时不了解，你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说：“你以为什么事都那么容易，一切都靠做工作？连根本不行的事，做做工作就行了？我告诉你，走资派压制群众，打击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早已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平时那些所谓的做工作，还不是依仗权力，对反对一件威胁利诱！做工作，哼，太苍白了！有些干部为非作歹，享乐腐化，大家有气。”
谭震林追问：“犯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张春桥冷笑着说：“你说得倒是轻松！群众就那么愚蠢？今天你错了，指出来，承认了，官照当钱照拿，可就是不改。难道因为人人都会犯错误，就得老让那些犯错误的干下去？改不改谁能管着他们？群众就这样老是被你们愚弄？机会就老是你们的？谁规定走资派只要改正错误就行，群众永远只有提意见的份儿？人家现在要自己干。他们不放心。”
谭震林结巴着说：“党组织会监督的，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要靠党组织。”
张春桥不耐烦地说：“党组织早都不管事了。科长以上的一律都靠边站了。”
所有关心陈丕显的老将老同志都被张的话气得发昏。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接着他的话题说：“老是群众群众，这是形而上学。还有个党的领导呢！我们四十年的老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下场公道吗？见了我们的子弟就抓，是第一把手就斗，这不是反动是什么？这是党内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最后气得连话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双手哆嗦着，指着对面那些文革势力，那正在向上钻的一伙，浑身光打颤，就是说不出一个词儿。张春桥冷笑着对康生说：“他们失去了天堂，就歇斯底里，要吃人。”谭震林问张说什么，张大声说：“我说你要反扑！”谭震林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索性夹起皮包，不开会了。他怒气冲冲地朝外走，边走边愤愤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不干了。说我跟不上，跟不上就不跟！让你们这些人干吧，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招呼谭震林：“不要走。不要走。”
陈毅提醒道：“咱要留在里边，好跟他们斗。”
谭震林一点就明，马上停下来。他说：“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哪也不去啦！”
陈毅针对康生说：“延安整风，整错了很多人，有些人现在还有意见。别人不记得，你应当还记得吧。历史已经证明了谁对谁错，是不是？谁反对毛主席，将来还会证明。”
康生冷笑着说：“革命的内容是不会重复的，形式也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叶剑英讲：“我们党有着光荣的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要教育二要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能一有错误就打倒？这样人身都没有保障，还怎么工作！”
康生不在乎地说：“教育批评，是要看性质的。性质变了，反对毛主席，成立黑司令部，难道还要留下来，姑息养奸？这些人有了保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了保障。二者必居其一。”
余秋里大声说：“这样下去，我不干了！“
谢富治说：“也不能……”
没等说完，李先念就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颇为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可近来我哭了三次。有秘书，有家属，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啊。这么多老干部被打倒，这象话吗？说我们是贵族，走资派，我们贵在什么地方？我们走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了，都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们的干部经常吃蔬菜，经常下乡，和工人农民谈心，我什么时候脱离群众了？”
谢富治说：“要从大局着想，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
“他哭是为了全党！”李先念吼叫道：“老干部都打倒了，你看不见吗？还有什么大串联。看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我大哭一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我们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我们的江山是牺牲了几千万烈士换来的啊！”
周恩来问康生：“那篇社论你看过了吗？”
康生摇头，说没看过。
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斗争孩子。孩子有什么罪？斗争联动，有人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红朝的老将和新相们，各执一端。尚未得到足够好处的和既得利益者闹得不可开交。
当天晚上，康生就开始整理碰头会记录，然后到毛主席那里汇报。
“我想知道，”毛泽东问康生：“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是不是有组织的？”
他最敏感的就是以集团形式否定他。而康生正是利用了毛的这一点。他说：“一个元帅府，一个副总理府，其实是一个俱乐部。陈毅是这两部分人的联络员，余秋里、谷牧是这个集团小伙计，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文革一起来，他们就不高兴。现在司令部完了，如丧考妣。”
毛泽东愤怒地说：“张天师三年不到，砖头瓦块都成精！我们党不怕犯错误，但不准搞集团，尤其是高级干部，绝对不准搞阴谋集团。”
康生有了尚方宝剑，高兴得哼起京剧小曲来。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他一直在整理所谓“二月逆流”的材料。他说：“毛主席发怒了，是那种无产阶级的义愤，是革命领袖的震怒。你们现在就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对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中央文革以“破坏农业学大寨”为名，先将谭震林打倒。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在北京首先发动起来，老将老帅，老干部，都灰溜溜的。
社会上各个层次大体都有这种现象。其实就是老干部发牢骚，哪里有什么组织？上边这样一反，各地的造反派跟着吆喝，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虽然打击了老干部，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只有那些新贵族得到了比较巩固的地位。他们赠送给人民的，是比原先的执政者更残酷的法律。康生奉毛泽东之命，为中国人民制定了这个临时法律。六七年一月全国纷纷夺权时，康生就说：“国防部不能夺，公安部也不能夺。要制定一个法律，就象《大明律》那样，也就是刑法，至少要有个临时的刑法。”不久，他就把临时刑法制定出来了。这就是后来的《公安六条》——一个臭名昭着的比世界上任何政教合一的制度还要黑暗一百倍的毫无人权可言的极端专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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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风流处女叶群
一九六七年，是文革中最热闹的一年。
那真是一个政治的夏天，很多在冬天睡眠的东西都象野草似的疯长，被当权者看成死物的一些人突然还有生命，还会动，会斗争，上街吆喝，贴大字报，开会斗争官员，组织团体，印刷传单，甚至互相武斗，抢劫枪炮，拉马圈地，占山为王。
那个异彩纷呈杂乱无章的世界使他们惊心动魄，无论结合的或者没被结合的官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被造反派结合上的，胆战心惊，因为完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