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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地方指挥官想对陈显示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军队通常不会
这么做。军队是从上到下指挥系统十分严密的组织。如果真的发生
了此类竭力显示自己克尽职守的事情，考虑到它给中国带来的可怕
后果，那么有关的当事人肯定会被立即解除职务。但是，就我们所
知，没有人因此而被解除职务。
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方面。最大的可能性
是，北京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某些派系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
生存而战，因而采取了极端措施。1969年初，中国有许多派系在争
夺权力，中央文革小组的理论家，周恩来手下的政府官员，林彪领
导的军队，尚存的群众革命组织和——借不停顿的动乱来提高自己
权威——毛泽东。然而，有动机、有权力、有指挥系统下达伏击苏
联军队的命令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2人。江青及其追随者缺乏指挥
系统，周恩来不会那么傻，会认为中国能采取这种大胆的行动而不
受到任何惩罚。
林彪确实有许多理由加强自己的权力。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
人，但他尚未获得能够帮助他度过继承权力后的危险期的那种支持。
另外，他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树敌不少，而且未能使大家（毛泽
东除外）相信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在应该由军队还是由政府在文化
大革命的新阶段（始于1968年9月1日）中控制全国一事上，林、
周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林也许觉得外国的威胁会给继续实行军
管提供更充分的理由。这样，他长期掌权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中国
问题学者可以找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随
后的权力斗争导致了1971年下半年林彪的死亡。①
第二种可能性是，领导层（毛、林、周、江青）一致认为有必
要以边界冲突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紧张局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战争
恐慌和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领导层得以完成基于意
识形态观念制定的重建中国的长远规划。这些规划是以前制定的，
但被行政官僚们破坏了。显然，到1968年底或1969年初，有些人
希望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恢复社会秩序。另一些人则想继续发
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据说它能保证中国
永远摆脱“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两派人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
歧，且相持不下。如果我们假定毛、林和江青赞成走后一条路（周
会被迫追随），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采取一次惊人的突然行动才是
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让苏联人血洒疆场会使大众情绪高昂，还可
克服政府官员的拖拉作风。这当然有前提条件：苏联的确是个纸老
虎，换句话说，即莫斯科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如果俄国人反应强烈，
其行径可以被当作证明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怕本质——一个国家全面
复辟资本主义后会发生什么——的最生动的例子。
最后一个方面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动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克里姆林宫对勃列日涅夫
主义的宣扬，贝加尔湖以东红军力量的加强和苏联边界巡逻兵的挑
衅行为，都使中国人大为惊恐。毛和其他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别无
选择，只能尽早采取行动，给俄国人迎头一击，警告他们不要继续
进行军事冒险。中国人不得不冒苏联军事报复的风险，因为俄国的
坦克无论如何都能迅速集结在中苏边界。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每当中国共产党发觉敌人的优势
兵力即将发动进攻时，其应对策略（这是从上海、江西和延安时期
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都是：在他们自选的时间和地点先发制
人，不但能使敌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敌人前来进犯。这
就是珍宝岛冲突的由来。①
第三，毛也许担心，尽管他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以修正主义为基
础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但仍需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因为修
正主义的毒素依然没有根绝，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肌体中，为防
止其蔓延，还需要打预防针。这样，中国人民才会永不再受“资产
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诱惑。制造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在中苏之间播
下不和的种子。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上述三种动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两种动机的综合。后两种动机也是相互关联的，
并可作为前三种动机的旁证。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另外的证据。
就国内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苏联的威胁进行
过争论。在此之前有过多次争论（最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年的
“战略之争”），其中确实有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它表明各派之
间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布拉格事件后再未
发生争论，表明领导层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许意味着各派之间的
分歧尚不尖锐，也许意味着（这一点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认识到
了外来威胁的严重性，意识到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甚
至中共的统治都有可能被推翻。
就外交方面而言，北京虽然认为苏联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应
该寻求其他外国的援助。不论这对中国某些领导人如何难以置信，
当时中国所能求助的国家确实唯有美国。所以，从1968年晚秋开始，
中国谨慎地对1965年以来约翰逊政府经常发出的信号作出了试探性
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停止了对华盛顿的口诛笔伐，并建
议恢复华沙谈判。①1969年3月以前，中美会谈没有取得较大进展。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另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利益
和政策手段来求得对付俄国人的安全保障。
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
态。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国深深地
卷入了苏美纷争，其政策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力量消长。当然，这一
点是几年之后才变得十分明显的。在这期间，中国因侵犯苏联和违
背本国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
交政策方面暂时获得的行动自由（不管这种自由究竟有多大）。毛
的首要目标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无意义的反苏
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动而消逝了。
缓和边界危机，1969年
从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实行压力外交的
新策略。这个策略把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
苏联不但愿意谈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机全
面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来，边界地区的压力就有了双重目的：一
是解决苏中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是与北京一起就解决意识形
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认定边界争端
的“成功解决”（边界会谈将导致一个谈判解决）是值得全力争取
的，纵然这可能会使其它方面在短期内停顿不前。
苏联人冒险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外交活动与惩罚性的军事
行动以及制造中国将会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他们还认为有
必要加强其在整个苏联—蒙古—中国边界线上的军事力量，以支持
新发起的政治军事攻势，防止第一次珍宝岛事件的重演。克里姆林
宫试图通过常规部队的绝对优势控制地区局势，通过各兵种部队（包
括核武器在内）的绝对优势控制战略局势。这意味着反华的大规模
升级。这必然打乱苏联的经济秩序，把北京推向西方。当时，为了
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莫斯科抱有投机心理，认为它可以应付中国
的任何长期性反应以及任何短期性的反苏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现
在看来，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险。苏联的边界安全虽然得到了保
障，但付出的代价太大：①引起了中国的担心和敌视；②促使中国
下决心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以便与苏联相抗衡；③难以实现
签订边界条约的目标；④导致了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其他所
有强国结成反苏联盟的危险。
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资料，对这些军事冲突的严重程度以及它们
（作为边界谈判和中苏关系的压力手段或指示器）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是不可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的。不过，从1969年3月的冲突
到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的会晤，苏联显然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