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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于粮食进口大幅度减少，按说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和摄入体内
的热量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农业基本上
未受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动乱的干扰。
有一项变化值得注意：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从
6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摆脱苏联和东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当然美国除外）。1970年，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
的53％，而1965年只占39％，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额则从1965年
的30％降至1970年的20％。这时，中国进口的工业品和技术的大
部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均来自日本和西欧。结果出现了较大的贸
易逆差，差额部分由与香港和不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顺差
来弥补。此外，中国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在1970年末也开始有了明
显的增加。 1970年，中苏贸易额减至 4700万美元，但次年又回
升到14500万美元。中国与东欧的贸易没有像中苏贸易那样大幅度
下降。
鉴于苏联军队的集结（将在下文述及）和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
的政治后果，中苏贸易在1971年就能恢复正常确实是出人意料的。
原因似乎是，中国对莫斯科及其东欧仆从国愿意提供的东西——主
要是民用飞机和机器零件——非常需要，而对俄国人的政治和军事
侵略进行惩罚的能力却严重不足。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北京
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怪诞举措——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但其绝对
贸易额是如此之小，可以说这个阶段中国的外贸主要是象征性的而
非实质性的。只是到后来，中国才把外贸当成了一种主要的政策手
段。
① 赖斯：《毛的道路》，第24和25章。
② 欣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第4卷，第425和439号文件；《每季大事
和文 献》，《中国季刊》第34—37期的有关部分。
① 亨利 S。阿尔宾斯基：“越南危机中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澳大利亚季刊》第 40卷，
第 1 期（1968年3月），第65—74页；陈庆：“河内与北京：政策与关系概述”，《亚洲概
览》第 12卷，第9期（1972年9月），第807—817页；G。P。施德潘德：“中国与越南”，《国
际 问题研究》第12卷，第4期（1973年10—12月），第568—581页；伊什沃C。欧嘉：
《中国对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的变化模式（1964—1971）》，第23页；D。R。萨德萨： “中
国与越南的和平”，《中国报告》第5卷，第3期（1969年5—6月），第13—18页；布 里
安肖：“中国与北越：两条革命道路”，《时事》第9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 1
—12页；向乃光（音）：“河内与北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事务》第1卷，第4期（1964
年12月），第9—21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北京与河内：革命伙伴关系剖析”《国际
问 题杂志》，第24卷，第1期（1968/1969年冬季号），第65—85页；姚孟贤（音）：“中
国共 产党人与越南战争”，《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9期（1965年6月），第1—13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19页。
③ 1967至1968年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的作者的观察。
④ 参阅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武
装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北京周报》第34期，附录，第3—8页。
① 参阅三篇连载文章，见《共产党人》，第6期（4月），第102—113页；第7期（5月），
第 103—114页；第8期（5月），第95—108页；第9期（6月），第93—108页；第10
期 （7月），第90—9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期（1968年4—6月），第189—190页；第35
期 （1968年7—9月），第193—194页；第36期（1969年10—12月），第172—173页；
第37 期（1969年1—3月），第165—166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3期（1969年 1—3月），第 178页。
④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8日，第1版；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29—137
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96页。
② 《人民日报》，1968年4月5日，第1版；1968年2月28日，第1版；李季银（音）：
《日本 面对中国：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9、163、188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1968
年 7—9月），第195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2期（1967年 10—12月），第 225页。
① 卡罗尔贝尔：“朝鲜与均势”，《政治季刊》，第25卷，第1期（1954年1—3月），第
17— 29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北朝鲜与大国”，见威廉J。邦兹、金泳昆（音）编：
《远 东事务中的两个朝鲜》，第19—59页；金日平（音）：“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关系的演
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13卷，第4期（1970年12月），第59—78页；罗伊UT金：
“中 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亚洲概览》第8期（1968年8月），第17—25页；约瑟夫C库
恩： “北朝鲜：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48
—58页； 金钟（音）：《夹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北朝鲜卷入中苏争端（1958—1975）》。
① 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第99—105页。
② AH。尤萨克和R。E。巴特萨维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贸易”，见美国国会（第92 届）
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估》，第335—337页。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年初，北京决定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端推向战争。如
果不做出这个关键性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发
展可能只会造成不幸但危害不大的畸变。中国为什么决定发动一次
局部战争（尤其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
谜。1969年3月2日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至今
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①下文试作一些综合分析，尽管主要的
事实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边界事件的发生，大大改变了中国外
交政策的方向和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整体格
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
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和俄国签订第一批
条约的17世纪。②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中苏之间无边界争
端，直到50年代末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次凸现出来。
因此，边界问题不是造成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边界却常常
是表现中苏分歧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与边界有关的特殊问题造成
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如在某些不动产的确切位置和所属权方面的分
歧；与缔结边界条约的历史过程有关的问题；关于履约的分歧；边
界地区的管理问题，包括界河航行、岛屿和江岸的归属权等争议问
题。③
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军事同盟解体以前，上
述问题常被有意淡化，或者也比较容易解决。中苏分裂之后，此类
遗留问题再次凸现，成为中苏之间主要的分歧问题。1966年左右军
事化倾向的加剧，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边界问题了。这使
中苏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这些分歧迟早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唤
醒潜藏的种族、历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担忧。
1960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俄国人声称，从1962年夏开
始，中国“蓄意挑衅”的次数逐年增加。到1967年，边界形势已相
当严峻。不但有报道说1967年1月双方在乌苏里江发生了一次冲突，
而且俄国人还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疯狂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公开
指责。1967年12月7—9日和23日，以及1968年1月末在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边界事件虽然在1969年3月2日发
生武装冲突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俄国人逐渐掌握了一种不用武
力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在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中俄国人就使用了
这种办法。①
这好像证实了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指责只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