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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观念在一份通知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份通知说，解放军应该
“支左不支派”。毛的一个指示指出：“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
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①1967年底，新闻界对宗派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发起猛烈攻击，配合宣传毛关于全国团结的
理想。现在，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表现。
1967年夏天毛巡视全国后，革命委员会分两个阶段逐步建立起
来。1967年8月到1968年7月，18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最后
五个省，如福建和广西这样分裂很深的省，以及像新疆和西藏这些
敏感的边疆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是在7月对红卫兵运动最终压制下去
后产生的。总之，革命委员会是在一系列协商之中诞生的。在这些
协议之中，地方军队指挥官和北京的领导人力求硬把互相竞争的群
众组织拢到一起。
由于毛规定革命委员会应当广泛地代表各种观点，因此，革命
委员会通常是庞大臃肿的机构。每个委员会都由100—250人组成。
②不过，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是比较有效的机构，通常比文化大
革命前存在的类似的党和政府领导组织还要小。常务委员会的构成
随时代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较为激进的时期任命的群众代表多一
些，在较为温和的阶段任命的群众代表就较少一些。尽管在这一时
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占据了适当数量的位置（在182
个主席和副主席中占61个。原文如此，实际是主任、副主任——译
者），但实权仍掌握在军队手里。23个主席中，有13个是部队司令
员，5个是专职政委。第一副主席中，有14人是军队司令员，5人
是政委。其余的都是党的干部，群众代表一个都没有。①
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毛也预言，一旦在全国各省把革命委
员会当作省一级的政府建立起来，就应进行党的重建。从一开始，
毛主席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个净化党的运动，而不是毁灭党的
运动。就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
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用作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而不是使其扮演
一个党的替代物的角色。与此相似，红卫兵的目的就是推翻党内的
“走资派”，而不是推翻整个党组织。毛在1967年初反对把巴黎公
社的模式应用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党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不明确。
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如果一切都变成了公社，那么党怎么办？
我们把党放在什么位置？……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不管我们怎
么称呼它，都必须有一个核心。可以称之为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
或国民党或一贯道，但必须有一个党。”②如果党被红卫兵和革命委
员会置于一边，那只是个暂时现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1967年9月，毛认为到了考虑重建党的时候了。毛说：“党组
织必须恢复，而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应该召开。”毛是乐观的，他
认为能较快地完成这一任务：“我看，大约就在明年这个时候（即
1968年9月）召开第九次党代会。”③毛把重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张春
桥和姚文元，还有谢富治，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负责政法工作，也出
尽了风头。10月10日，姚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为党的重建设计了
一些基本原则。④姚的报告拟定出一个严密的程序，要求先召开一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一个新的党章。
参加大会的代表将与各省“协商”后由中央指定。党代会结束后，
就开始下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根据姚的报告，各级新党委至少要
具体体现“三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委员会都由老、中、青；工、
农、兵及群众、部队官员和干部结合而成。
在姚的报告的基础上，11月27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关
于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的通知”。12月2日，又发
布了一个“关于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机构的意见”的文件。这些
文件遵循了姚报告的要点，作了两个重要补充。第一，“通知”增
加了一个决定，它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存在着：现
在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通知”宣布：“大批同志建议，党的九
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为了进
一步加强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一点要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通知各级基层党组织重新开始过“组
织生活”。为指导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各省革委会内部成立了党支
部，通常，它们被称作党的核心小组，其任务是开始纯洁党员队伍，
开除那些已演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党员，并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
子中吸收“新鲜血液”。
八届十二中全会
因此，尽管预期在1967年秋天开始党的重建工作，但直到1968
年9月最后一批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一进程才真
正开始。不过，这个重要任务一旦完成，残存的中央领导人就迅速
召开了第十二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
行。
像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
残阙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中，只有54人出席了会议，勉勉
强强代表了这个机构现存委员的法定人数。①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
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年的特邀观察
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
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
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
存者和受惠者。②
激进派怀着勃勃野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要争取大会承认前
两年发生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与第二个目标相
比，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次全会最后的公报
赞扬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歌颂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信毛在这场运动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
和林的“许多讲话”是完全正确的，并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
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会议拥护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
常及时的”。会议宣布：“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还放眼于未来，
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草案，并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③
这次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大概是刘少奇被撤销了党内外一
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在这一议题上，全会的决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点名批判——用
煽动性的语言污蔑刘。把他定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
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
狗”。然而，中央全会会后散发的证明材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
材料）主要涉及刘在革命早期的1925年、1927年的1939年的活动，
几乎没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表现。①这表明，全会在如
何述说刘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文革小组和林彪对1967年的“二
月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会的闭幕讲话
中对那段插曲所持的观点比过去有所缓和。现在，毛主席把怀仁堂
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看成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对一
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机会。不过，全会公报还是
把“二月逆流”斥责为对“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副主席为副统帅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攻击”。毛对此袖手旁观。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谭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
洗外，激进派仍没能保证把最积极地参与“二月逆流”的任何一个
人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
聂荣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
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