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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
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5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
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
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
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不是省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
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①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
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
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
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
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
而建立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
是愿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
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必然干扰
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
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
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
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
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
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
总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
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
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
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
要求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
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在《解放日报》被
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
从激进派手中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
“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他对他们未作任何更多
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
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①其结果是在
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
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
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
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
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
总罢工。这加上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
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
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① 关于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参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章。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4页。
① 《中国大陆杂志选》第566期（1967年3月6日），第12—20页。
② 对红卫兵暴力的描述，见戈登A。贝内特、罗纳德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
传 记》；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红旗》1980年10月19日，第
32— 36页。
① 关于红卫兵运动内部的分化，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罗森：《红卫兵的派性》；安
尼 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变化中的看法”，载《世界政治》第34卷第
3期 （1982年3月），第295—323页。
② “中国社会结构的反应”第314页，表2。
① 高英茂：《林彪》，第346—350页。
① 迪特默：《刘少奇》，第132页。
② 关于党的官员对红卫兵运动的反应，见帕里斯H。张：“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
中 的生存策略”，载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第501—539页；
理查德鲍姆：“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挡箭牌’教训”，载斯卡拉皮
诺 编：《精英》，第540—574页。
① 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5页。
①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9—262页。这几个日期与利伯萨尔说的不一样，是孙敦
У摹∷捣ǎ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45页；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第91—97页。
②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③ 关于十月工作会议以后的事件，见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3章；迪特默：《刘少
奇》， 第5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18—129页。文革升级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发
布的中 央指示中，见“文件汇编”。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11月—1981年
1 月）》，第35页。
① 这一时期上海事件的材料可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安德鲁 G。
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36页。
夺 权
“一月风暴”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
表。从根本上来说，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它们合在一起，导致了党
的权力的崩溃。首先是发动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对党的官
僚机构提出了更大的要求。这个过程开始是作为北京的毛主义者的
一个精心策划的企图，即去组织一支力量以批评党。但一经这个过
程开始之后，它就自发地向前发展，毛主义者动员的力量引起了一
种反动员（一些是自发的，一些是组织程度很高的）来支持党的机
构。
其次，这一发动群众的过程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表
现在党的最高层领导中已存在激烈的派性。在号召中国的学生（后
来为工人）去批判党内的修正主义时，毛似乎天真地相信他们会作
为一支比较统一的力量去行动——毛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津津乐
道的这个“民众的大联合”将在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形成。①事实恰
恰相反，群众动员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分裂，特别是把干部家庭的子
弟与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分隔开来。把熟练的固定工人同欠熟练工
人和临时工分离开来。
第三，与动员和分化相伴产生的是对党的权威的否定。通过授
权红卫兵去造党内修正主义者的“反”，主张人民只应服从与毛泽
东思想一致的党的指示，毛主义者在事实上剥夺了党的绝对合法性，
但又没有用其他任何权力结构来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取消下边的
党组织的合法性又加重了对上层党的权力的否定。因为被围攻的党
组织试图妥善处理群众提出的种种要求以取悦于每一个人，但最终
谁也取悦不了。上海的经验生动表明了当政府无法控制日益加剧的
动员和反动员进程时，就会出现权力危机。
实际上，毛对权力崩溃的反应是授权激进派撇开不信任的（或
不服从的）党委，组织新的政治权力机构取而代之。上海又一次充
当了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先头兵。②1967年1月6日的上海群众集
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荻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
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返回上海，以建立一个
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在他的鼓励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支持下，由激进的“工总司”的人马形成的组织发布了恢复社会秩
序和经济生产的命令：要求把工人们经济方面的不满搁置到文化大
革命的“后一阶段”，工人们留在原岗位；冻结企业和银行基金。
与此同时，造反派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