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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②
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
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
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仍然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
的,是它遵循了毛所定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已提到过毛在
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用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作
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耍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具有高度的、决定
性的意义。
列宁曾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语气写道,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
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1966年11月,毛
的歪才子康生说,列宁的阶级定义已经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
差别也属于政治和思想范畴。1970年康生更加明确地指出:“资产
阶级存在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尽管各阶级之间仍有经济矛盾,但阶级的存在则只是反映在它的思
想上和政治上。”①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阶级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
式“表明其自身存在”?我们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显然,以思
想标准划分阶级,实际上是把毛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
阶级”性质问题引入了文化领域。换言之,这场“革命”只有在它
也是文化的情况下,才是无产阶级的。
一些天真的观察家当时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1966年的事件
与“五四”运动一样,在同等意义上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并
且真正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这实在是荒谬的。而用毛逝世
后中国流传的一个充满苦涩的笑话:“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
以此来描述这场动乱倒是比较恰当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这场动乱的发生的确是出于毛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反应,它始终以强
调文化和心理改造为标志。
可以举出几个表明这种倾向的例子,这些都能明确地反映毛的
长期信念。如通过灌输或思想改造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就能改变他
们的客观属性,强调“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构成一个造成一种新的政治实体主观改造过程。还
有概括了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内容的“斗私、批修”这个口号,其
含义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中(也许毛本
人不属此列),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倾向。
最后,无论这场斗争的后果多么激烈,也无论它释放出的狂热
有多么疯狂,这样一些事情能被称之为革命吗?从广义上讲,“革
命”这个词有两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或者是指不同的阶级、
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或者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
造社会。理论上说,按照毛的观点,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1955年
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曾经指
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济内容在他最后十年的计划中却没
有得到广泛的表现。思想态度的转变当然是社会转变的一种形式。
但即使是这样,其最终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
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17年之久的国家里,这种事情
之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由于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
派”,即那些胆敢在物质刺激到文学和哲学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的
任何意见的人,重新定义为阶级敌人,并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
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是由于对其目标所作
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
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
终。在这10年中,人们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军影响的兴衰,也看
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
失去她的部分光辉。①
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
领导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
趣。这一事件,尽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
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
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至1974年发展
起来的对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
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
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无顾忌地颂扬秦始皇,
并将他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
帝国统一的历史意义持有与1973至1975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
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引用过的1958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
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
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①70年代中期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
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
物,如有可能的话,应当被翻出来重新使用。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
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
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
家组织,而且也应变革“生产方式”,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应是在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
毛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
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
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至1974年间
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
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
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同样意义上,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
做,但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
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向其他人表明中国
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
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
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
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
豪,但他的态度比较微妙,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
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
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
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
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
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
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途的
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
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
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倡导了“批
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
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
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
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
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
而毛则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