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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商人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商人富埒王侯⑧，如进一步将是权倾王侯，专制皇权怎能容忍？于是历代有种种贱商的规定，这样就形成一个衡量社会贵贱的标准是权的大小，而不是财富的多少。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皇帝可以让贫贱者富贵，也可让富贵者贫贱，全在皇帝一句话。一贫如洗的仕子，只要一进龙门，马上就身价百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通向权力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因而仕居四民之首。商人经商获利高，人们趋之若鹜，舍本求末，则动摇了专制皇权的国本一一农业的稳定。要巩固国本，让农民过安于艰苦的农业生活，就必须厉行抑商、贱商。不难看出，商为四民之末，乃是由传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重本抑末”政策的出现，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政策的支配下，商人的社会地位自然就屈居末位了。
当然，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并不是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了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只不过在“四民”中把商排列最末而已。朱明建国后，曾经针对宋元重税及税制混乱状况进行征课清理，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⑨。洪武十三年（1380），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⑩是年，又裁撤了税收额米不及500石的364所税课司局。⑾又针对元末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状况，于洪武七年（1374）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人也在夹缝中逐渐得到发展和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二、商人对国家权力影响的增强
由于明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人还通过钻营仕宦，或者通过其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其影响，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下面就商人对国家权力的影响，略举三例：
（一）对蒙古地区的政策
小野和子教授曾写过一篇《山西商人和张居正》⑿，对此有深刻而详尽的论述。蒙古地区是单一的游牧区，非常需要中原的粮食、绸布、铁锅、茶叶、药材等商品。但双方又处于敌对状态，明朝对蒙古采取防范态度，即便与蒙古进行贸易也是有限的、朝贡式贸易。这就更满足不了蒙古地方的需要，因此蒙古统治者常常率军人关，攻击明军，抢掠财物，以致双方长期处于紧张状态。隆庆四年（1570），蒙古首领俺答的孙子把那汉吉因与俺答发生矛盾，投降明朝。由处理把那汉吉而引发了通过此事件与蒙古议和与开马市，还是继续采取强硬军事手段的朝议之争。宣大总督王崇古、吏部侍郎张四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主张议和与开马市；巡按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熊、赵贞吉等主张采取强硬手段。到隆庆五年（1571）三月，议和派终于占了上风，明朝政府决定与蒙古议和，封俺答为顺义王，允许开马市双方通商贸易。从表面看，隆庆议和是王崇古、张四维、张居正等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还有出于扩大贸易动机而力主议和与开马市的商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上述官僚王崇古、张四维的家世与其言行即可看出来。对此，小野和子教授在《山西商人与张居正》一文中已经明确指出，王氏、张氏均为山西商人家族。王崇古的父亲王瑶、伯父王现、长兄王崇义、从弟王崇勋、舅父沈廷珍、姐夫沈江均为山西商人，而张四维家与王崇古家为姻亲，即张四维的母亲为王崇古的二姐。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弟张四教、岳父王恩、妻兄王诲等也是山西商人。王氏、张氏均为大商⒀，主要在沿边进行粮食、绸布、盐业等贸易。与蒙古扩大贸易，将会使他们获取巨额利润，因此，通过在朝中做官的家族之望，在朝中鼓吹议和与开马市不遗余力。如王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诛仇鸾，制复言开市者斩，边臣何敢故违禁旨，自陷重辟。但敌势既异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当援以为例。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⒁隆庆议和后，“崇古乃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⒂。张四维则在“俺答封贡议起，朝右持不决”时，“交关於（高）拱（时内阁首辅），款事遂成”⒃。不难看出，在隆庆议和与开马市问题上，商人已通过在朝官僚发挥了较大的影响。
（二）东林党的活动
东林党是明末统治集团中为巩固封建王朝统治，适应历史发展潮流，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治集团。在这个集团中，首领人物顾宪成就是商人家庭出身，其父顾学“家徒四壁，寄身屠沽”；“生于粗僻之乡，长于贾，老于布衣”⒄。顾宪成的两个哥哥也帮助其父经商，这样才使宪成及其弟允成能攻举子业。此外，顾宪成的叔父龙洲公也“尝贸米溧阳”⒅。东林党人与商人有瓜葛者，为数不少。据李琰《东林党籍考》，其成员籍里主要集中在江浙和山陕。请看图表1：
图表1 东林党籍考
合计 江浙 山陕 江西 山东 福建 河南 其它
295 101 51 34 16 15 14 62
100％ 34％ 17％ 23％ 6％ 5％ 5％ 21％
三、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商人欲求得自身发展，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即以新的价值观对抗传统的贱商价值观。商人的新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的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估量越来越突出。如：明人李维祯记陕西商人王来聘告诫其子孙说：“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无成则不若农贾。”＇27＇韩邦奇记山西商人席铭：“幼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28＇于是做了商人。归有光则指出：“士与农商常相混”，记述新安程氏“子孙繁衍，散居海宁、黟、歙间，无虑数千家，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29＇不难看出，王来聘是士不成，不如业贾；席铭是士不成，农不屑，决心业贾；归有光是“士商常相混”。明清之际商人的四民观，其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四民可分为二大类，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比较强的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四民中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在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30＇常州府靖江县“农人贱而商贾贵”；＇31＇山东“不贱商贾”；馆陶“俗多弃农矜贾”；潍县“则民务农贾”；临邑“地无遗制，人惯贸易”；安丘“富人则商贾为利”。＇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