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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大多数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所以，如果说中国农业的私有化出现于战国与汉代，那么，中国手工业的完全私有化，则迟至明代。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
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奥尔布里希特的计算，1600年以前，欧洲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16世纪初，欧洲没有一座突破20万人口的城市，拥有10万至20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5座；直至16世纪末至l7世纪初期，人口在15万以上的商业城市才上升为4座。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布罗代尔认为，在工匠的店铺和城市市场的驱动下，欧洲经济在1450年后全面振兴；17世纪的欧洲不但店铺繁生，而且建立了密集的销售网络。但他同时承认，中国当时也存在一个活跃而牢固的市场经济，其城镇商业系统十分发达。在初级市场层面，中国组织得“令人惊讶”，其布局几乎达到了“数字般的准确”。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往来繁忙”；由互相联结且监督良好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商业网络布满了中国大地。此外，晚明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与当时欧洲国家相似的近代化萌芽：水路网络漕运实现高度商业化；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通过贸易不断地开辟新市场，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生产领域；为了便利跨地区贸易，钱庄、票号和商会也在不断成长。
关于明代尤其是晚明商业研究论文很多，下面仅作简单列举。
1。采矿冶金业
明朝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中列举唐宋元明的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为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是1957万5026斤。
实际上表中所列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计算得出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2亿7362万斤左右，约为16万2550吨。“与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14。5万吨至18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钢铁产量历来是重工业的重大指标，毛泽东甚至提过发展工业“以钢为纲”，而满清却以种种借口来压制金属生产。满清几代皇帝对此都是指示明确，不仅是严禁开矿，已有的矿厂也要用重税来加以控制。
民营采矿发展，“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官府对民冶征收1/15的铁课。” 对此 ，吴承明说：
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官家仍致力于铁冶，而正德以后也迅速衰落，以至停闭。大约只有云南铜官矿坚持到明末，但已改为雇工开采了。有人说“我朝坑冶之利，比之前代不及什之一二”，明代的官矿、官冶，大体是这样。
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
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但这只是法令规定而已。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在广东顺德，有的豪强勾结势家经营银矿，达30年之久。不过积少成多，占数量最大的，恐怕还是民间的零星偷采，只是没有系统记载而已。
铜的开采，后期转盛。民间铜器的制造，当是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了。据嘉靖间记载，铸币“黄铜照例行户部买办”，以至有时“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到万历时，有人说：“天下铜在民间为供具什器者，不知几千万亿。其产于各处名山者，豪姓大贾负贩以擅厚利，又不知几千万亿。”“今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省有铜矿，为奸商专擅。”
煤矿开采：
“大约自始就是民营，仅知在北京附近的门头沟曾有过一二座官窑。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永乐十三年（1415）改定为三十分取一，其税又远较金属矿为低了。”到了万历以后，“矿税也已改为征银。万历二十五年（1597）朝廷谕旨说：‘煤乃民间日用所需，若官督开取，必致价值被增，京城家户何以安生’，这是指京西的门头沟矿区。万历三十一年，这里曾经发生一次采煤矿工、运煤脚夫拥进北京城，抗议游行示威的局面。”
2。盐业、制瓷业
“在以往受官府控制最严的制盐业，万历年间也出现……向民营变化的迹象。” 食盐的生产销售，“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口一定，食盐市场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
瓷器而言，据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
景德镇陶瓷业中一般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3～4倍。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
3。纺织业、印刷业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
民间的丝织能力，即使在明初官手工业最盛的时候，也是超过官织染局。这种历代也包括明代征课绢帛作为赋税的情况就可看出。而到了明后期，民间机户有了发展，即使不计农村副业，单机户的生产，也逐渐超过官织染局了。
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先是铜活字的应用。……万历年间又流行起来木活字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籍也都有了木活字印本。崇祯年间又用木活字印行《邸报》，这可以认为是中国用活字版印报纸的起源。然后是套印术的应用。套版印刷品出现后，到了17世纪得到广泛的发展。
“明代造纸印刷术空前发达，出现不少大规模民间印书工场……印书工场很大，可分三个部门。” “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