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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习惯！
六七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一天，他向母亲提出要带着午饭到学校里去吃。文七妹以为儿子可能是为了节省往返的时间和精力，利用这段时间多读点书，于是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可是在这以后的连续几天内，文七妹发现儿子带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是晚上放学回家后依旧显得很饥饿的样子。
她不由地担心儿子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便细细盘问。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母亲：“妈妈，我们私塾新近来了一个叫黑皮伢子的同学，他家里很穷，每天都没有午餐吃。我见到他总是挨饿。于是我就想自己带午饭去，好和黑皮伢子两个人匀着吃。”
文七妹听到儿子的这番话，不但没有责备儿子，反而感到非常欣慰。她告诉儿子说：“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我非常高兴。但是以后要带够两个人的午饭，免得两个人都半饥半饱的。”此后，文七妹总是给儿子准备两个人的午饭，饭菜也越来越丰盛。
母亲这种乐于助人、损己利人的品行，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性格。一直到他成为伟人之后，他仍旧继承和发扬这些美德。
他出生以后，父母非常高兴，满月的时候做“三朝酒”，专门请一位有学问的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毛**”，字润之。
满月以后，母亲文七妹把他带到了外婆家。外婆非常疼爱这个外孙。就请算命先生给外孙测了八字，说要平安长大成人，必须拜一个长寿的干娘。谁长寿呢？外婆认为后山那块两丈多高的石头最长寿。
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置办了香烛酒醴，把他抱到那块大石头前面，让他作了个揖，拜这块大石头为“干娘”，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石三”，按当地的习惯就叫他“石三伢子”。外婆舍不得外孙，他就留在外婆家，一直到4岁。
石三伢子在10岁的时候，为了反抗父亲和老师，曾经离家逃学。32年以后，1936年的秋天，他在陕北一个窑洞里接见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曾经有趣地把那次离家逃学称作“胜利罢工”。
这是怎么回事呢？石三伢子家门口有两口池塘，有一位叫邹春培的老先生在池塘的南岸开了一个私塾，私塾建的像一个祠堂，青砖灰瓦，四个屋角上都有一个高高的风火垛子，蛮气派。私塾办在了厢房的楼上，只有七、八张桌子。
这一年是1900年，石三伢子满17岁。毛顺生把儿子从唐家坨接回家，准备送石三伢子去私塾念书。
石三伢子到了私塾见过邹先生，就对着孔夫子的牌位磕了3个头，就算拜了师。
邹春培老先生对孩子有名的严厉，经常打手板、打屁股、揪耳朵、罚站、罚跪。那时候的老师都信奉“不打不骂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好人”。可是，石三伢子因为聪明好学，从来没有挨过板子。
邹老先生挺喜欢石三伢子，可是，不喜欢他的倔劲。你看别的孩子，总是大声的朗读，声音一个比一个高。可是，石三伢子念书，总是不出声，邹老先生以为他不好好学。可是，让他背书的时候，他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一天上课的时候，邹先生让石三伢子背书，按规矩，背书要站起来。可石三伢子说什么也不站起来，就要坐着背。他说：“先生坐着，我也坐着！”邹老先生拿他没办法。
894宽宏大度
与他一生交好的**将领许世友就以卤莽、易动怒等性格特征闻名。尽管军旅出身的许世友屡建战功，但由于在长征期间他服的是当时的**领导人张国焘而不是他，因此，当**中央在长征结束后对张国焘进行“清算”时，他曾一度仇视他。
许世友出身行伍，早年一直在红四方面军。上个世纪20年代末，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后，**将领曾中生、许继慎等人对张国焘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曾经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国焘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
这个会议后来被张国焘定义为“反党”，而许世友这个讲话却大受张国焘的欢迎，以后，张国焘对许世友大加提拔，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将之一，名次在副总指挥王树声之前。许世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觉得当兵打仗如果不听上级的话就会“吃亏”，因此，总认为张国焘的话就是正确的。
1936年10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六盘山会宁会师，红军长征结束。这时，**中央已经奠定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而在长征途中被视为“叛逃”的张国焘成了**中央批评的对象。
这时，身为红四方面军师长的许世友，接到军委的入学通知，要他到红军大学二期集训，并参加清算张国焘罪行的斗争。红军大学由林标任校长，许世友在二科当学员，陈赓为队长。学员大多是军、师两级的军政干部，极少数为团级干部，年龄大多在三十岁上下。
在清算张国焘罪行的过程中，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学员产生了尖锐矛盾，特别在传达西路军失败的通报大会上，许世友居然当中大哭。
这时，红一、二方面军的学员借“思想帮助”为名，认为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学员同情张国焘，认识、揭露张国焘罪行不够，举起了路线斗争的“棍子”，直指红四方面军学员。为此，双方严重对立，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后来，不少红四方面军学员被批斗，许世友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更是挨整，大会小会挨批。许世友终于忍受不住了，在一次揭发张国焘逃跑主义罪行大会上火冒三丈，冲到主席台上，大声责问：“为什么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中央红军不是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是逃跑，都应该定为逃跑。打不过敌人，换一个地方再打嘛，怎么能叫逃跑主义呢？”
许世友这一席的发言在红军大学会堂招来一片指责声，学员们喊道：“打倒张国焘的徒子徒孙许世友！”“许世友是大别山的土匪！”“许世友是红军中的托洛斯基！”
许世友怒不可歇，他对一同来集训的王建安说，我们在红军没法呆了。于是，一个出逃计划在许世友的心中诞生了。他找来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决定投奔四川的刘子才。因为刘子才当过许世友的部下，现有一万多人的队伍，是巴中地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王建安首先响应。后经过秘密串连，四方面军愿走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体质差，都要骑马。
许世友画好行动路线图，并写了一封给他的亲笔信。出走的时间确定在1937年4月4日夜10时整。
正当许世友对这次行动充满成功的自信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在他最信任的战友、前红四军政委王建安身上。在关键时刻，王建安幡然醒悟。4月4日下午，王建安将许世友等众人密谋出走的重大情况汇报给红军大学保卫处长……
他听到消息后即对前来汇报的林标下达命令：“这还得了？给我把许世友他们抓起来！”
第二天晚饭后，许世友被押到审讯室，接受第一次审讯。审讯人为红军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傅钟说：“密谋出走，在红军里是重罪。你知道吗？”许世友说：“这些都是他们逼的，我受不了这股窝囊气。如果说我们犯法，你应该审讯他们去。”
傅钟又问：“你们准备到哪里去？”“到四川，我们要打出一块根据地，让你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革命。”许世友回答说。“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还有哪些人想走？”傅钟问。“计划是我一人做的，与别人没关系。要打要杀你们随便！”许世友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写给毛的信，扔向傅钟，轻蔑地说：拿去吧，权作证据。
审讯结束，许世友再次被关入牢房，几天后，许世友从看守口中得知一个惊天消息：这次由他领导的出走行动，已被**中央定性为“许世友*革命集团”案件，将可能被枪毙。更惨的是，不久，许世友的第二任妻子雷明珍——延安县妇女部部长，得知许世友的罪行后，也和他离了婚。
战友背叛、老婆离婚、绑赴刑场等悲惨的事情一下子让许世友狂怒到了极顶，他把这一笔苦水帐记在了毛一人头上——他开始想复仇。
毛没有轻率作出枪毙的决定，他想亲自见见许世友。一天晚上，毛到关押许世友的牢房，想和他谈谈。
毛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