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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绝不希望这么一件事震动到江浙闽广！
所以，汪孚林在给谭纶的信上只字不提余懋学如何，横竖上面那些人只要愿意，有的是眼线听候差遣，如果想要捏造，什么罪名又捏造不出来？为了没有交情反而有恩怨的人说话，他还不是那样的圣人。
尽管满身疲惫，但一回到自己那座县后街的小宅，他一进门就冲着迎出来的金宝问道：“人在哪？”
虽说这话问得没头没脑，但金宝当然不会弄错，立时小声说道：“娘陪着那位娘子在正房，大舅舅和秋枫正在宽慰他的儿子，他则是在正厅二楼，爹的书房里。”
“嗯。”汪孚林点点头，二话不说直接蹭蹭蹭上了二楼。等到推门进去，看到那个浑浑噩噩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他随手掩上房门，这才淡淡地说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帅嘉谟浑身如遭雷击，抬起头来看到是汪孚林进来，这个曾经遭受过生死威胁的汉子忍不住喃喃自语道：“为什么？就算均平五县，如绩溪这样的小县，每年也就多几百两银子摊派下去，人均不过多出来几十文钱，他们为什么要豁出来这样闹？歙民提出夏税丝绢不公，至今已经快告了一百多年，好容易现在有个成果，难道又要半途而废？”
“当初你衣锦还乡的时候，就连歙县令薛超也把你当成英雄，可现在一朝风云突变，如若不是歙县衙门三班六房一个个都是硬气人，你就要被薛超当成替罪羊扔出来平息众怒。你怎么不问一问，这又是为什么？”
汪孚林直接反问了一句，见帅嘉谟满脸苦涩，继而深深把头埋在了双掌之间，他方才继续说道：“不患寡而患不均，歙民这百多年来一个个往上陈告，自然就是因为这个。而对于徽州府其他五县来说，多交几十文钱对大户来说不过九牛一毛，但对于家徒四壁的人来说，几十文钱却意味着要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再被有心人一煽动，自然就乱了。”
简明扼要地将休宁和婺源那场大乱复述了一番，见帅嘉谟先是满脸错愕，继而露出了悚然的表情，他就知道帅嘉谟明白了这背后的凶险。但使薛超之前为了弹压民众真的发下那样的牌票，一层层上司也依样画葫芦把这事情全都推到帅嘉谟一个人身上，这么个实际上不是歙县籍的外乡人还能得到什么庇护？不过是被有心人推在前头冲锋陷阵，而后没用的时候反手就卖掉的倒霉蛋而已！
“汪公子……”
“爱名之心，人皆有之，我也有。但那得考虑虚名带来的后果，要有应付危机的准备，很可惜的是，帅先生，你那时候飘飘然了，已经把我辗转让人告诉你的话当成了危言耸听。所以，你家之前才会被十几个乱民闯入，打砸成了一片废墟，你自己也险些被当初引你为上宾的薛超丢出来作为替罪羊。”
汪孚林并不打算一个劲把帅嘉谟打击到死，此时此刻突然词锋一转道：“自从乙巳改制之后，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秋粮又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但弘治十四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一成不变。你是熟读徽州府志的人，应该知道。洪武二十六年，徽州府夏税麦四万八千七百五十石，丝绢是九千七百十八匹，而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小麦是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丝绢是不到八千八百匹。而后两个数字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没变。”
帅嘉谟知道汪孚林是仔细人，对于他如此熟悉这赋税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此时他嘴角蠕动了一下，却没有开口。
“这是大明会典里头的数字，当初歙县就是拿着这数字，紧扣着夏税丝绢是人丁丝折绢，而不是甲辰年间亏欠元额麦，所以次年定下永制，用丝绢来折抵，以此和其他五县打擂台，我今天不想说这个。毕竟，每年徽州府的夏税总额是这个数，但每年六县加在一起征收的却远过于这个数字，因为多出来的钱，还要充作府衙公费，县衙公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摊派公费。但是，这些不论怎么说都是正项赋税，而岁办和坐派这些杂项呢？”
汪孚林一边说一边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嘉靖年间，徽州府所有正项赋税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交六万多两。然则，岁办户部军需之供，五千五百三十五两。岁办工部军需之供，五千六百八十二两。岁办礼部军需之供，两千两百七十两。里甲军需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工部额外坐派之供，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户部不时坐派之供，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隆庆年间方才停止。工部不时坐派之供，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
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两万两。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一万两。事后则止。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余都是年年征课，从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
当然，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有东南抗倭，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所以摊派尤其严重，但是，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收税最多的年份，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却渐渐相袭为永制，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项赋税高，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还是这岁贡和坐派？可怜啊，民间乡宦富民，朝堂诸公老大人，谁都不敢动这个，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永不加赋，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帅先生，你是精通算数的人，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赋税不到县，只到府一级分派，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余者皆入公费，账目混乱，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
第六四二章 残局和善后
“我当然知道……然则岁办和坐派是没办法的。”帅嘉谟自己也知道这辩解是何等无力，声音恰是苦涩得很，“就比如说是挑夫，身上既然背着几百斤的负担，哪怕能够减少半斤，也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汪公子，朝三暮四的故事，用在寻常百姓身上，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我只想争一争，何尝想到会引来这么严重的反应！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
对着整个人再次憔悴一如当初在京师受伤时的帅嘉谟，汪孚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苦笑道：“不是我泼冷水，徽州府你目前是呆不下去了。你想回老家就回老家，我贴补你银子。要是老家不想回去，就去杭州我那镖局里头当个账房先生，那些讲义气的汉子会护着你。我能把歙县令薛超给顶回去，那是因为此人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卑劣无耻，又庸碌贪婪，不得人心，可若是姚府尊又或者冯观察要拿你，我就拦不住了。走吧，立刻就走。”
这种动辄就立刻要跑路避灾的日子，帅嘉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唯有这次眼看成功在望，却突然闹出这么大的波折，他因此分外失落。然而，汪孚林在他家中被围之前紧急派人赶到转移走了他们一家人，而后又在县衙驳回了薛超要出牌票的命令，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了，他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汪公子的。”帅嘉谟低声说出了这几个字，随即在沉默片刻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去杭州。”
那个老家只不过是籍贯上的家乡，对于从小在歙县，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长一段岁月的他来说，老家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挂念的地方。语言不通，亲戚如同路人，尤其是他这样狼狈不堪地灰溜溜回去，不是送上门的笑柄？
帅嘉谟带着家眷悄然离城的这一天，歙县县衙中也换了主事人。对于县令薛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知府姚辉祖可谓是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