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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专制帝制在中国，能以超稳定的姿态延续两千余年，总有它可取的成分，一个是谏议制，一个是科举制，便是其可取的部分。科举制度向全社会开放，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普通老百姓进入仕途打开了大门。相对于以前的各种选官制度，这一制度最为公平和公正，在历史上起了抑制门阀、奖掖寒庶的作用，因而被一些人称为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为权力机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这也使得中国的官僚队伍长期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往往也是文化界的精英，对确立中国文化的性格特征，科举制度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科举制度既为封建制度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和发展，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才智，滋生了一大批迂腐无能的官僚，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基础。而被科举所淘汰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个王朝或制度的批判者，反对者，最终促成了一个王朝或封建制度的灭亡。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官的方式，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它对封建官僚体制的建立，起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与科举制度的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但任何一种制度，必然都有它的弊端，在其执行的前期，这种弊端也许不大明显，不占主导地位，但年深日久，这种弊端就突显出来了。
古代，人们讲求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一个被科举所淘汰、被仕途所拒绝的人，是没有立德、立功的机会和条件了，他就选择了立言。从长远的历史进程来看，选择立言是完全正确的，立德止于一身，立功止于一时，而立言则传之久远。
科举制度的创立，的确是一项举世罕见的发明和创造，简单明快地解决了选拔官员的标准问题。贫寒人家子弟只要通过苦读，可以进入官吏队伍。无疑，科举使社会管理这方面的机制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其形式增加了一些公正的色彩。科场竞争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活力，也是历代王朝社会凝聚力的一种。
乡试，分官卷、民卷，这是清代的独创。以前各朝没有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官员子弟的录取机会大大高于普通人士，因此是官员的特权。官卷的设立，本在限制官员子弟的录取名额，但是，官员子孙之外又旁及官员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无疑扩大范围，又增加了录取的机会。何况在名额之中，按比例要求录取的多是平庸之才。种种措施，都是加强保护高层官吏的利益。
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自身丧失了活力。当教育的功能萎缩以至丧失，而与科举合而为一，就只能培育出做官的观念，与对传统的承袭和认同。
清末，进入官场的渠道大体有五种：荫袭、保举、科举、捐纳、新式学校培养及留学生。
荫袭一途是为了保障高级官吏与皇室贵族的特权。慈禧太后下令调查督抚及尚侍等高级官员后代的情况，对没有入仕的给予官职，意在笼络人心，巩固内部。与其他途径相比，增长比例不是太大，但也增加了官场候补队伍的压力。
被视为正途的科举，是清末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科举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制度，清末几个皇帝均作为遗产继承下来，又经他们之手结束了这个制度。
作为官僚后备军不断膨胀的另一因素要数捐纳了。有捐纳“开源”，官员后备军就无法“节流”了。这条渠道的开辟，不是末期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皇帝的发明，而是“祖宗家法”之一。捐纳者先要捐“出身”，要捐个监生，然后才能进一步买官，或者是最低的佐贰杂职，或者是知县、知府等等。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还比较谨慎，卖官也稍有节制，多是虚衔，官僚后备军的人数还没有形成威胁。
买官得用银子，科考要受寒窗之苦，保举则无须什么本钱，只要能得到荐主的赏识与青睐。保举名目繁多。地方大吏为加强权势，也通过保举结党营私。
面对源源不断涌入的候补官员，又产生了轮流委差署职的轮法委；后来轮流太慢，又产生拔委法。所谓拔委，就是有劳绩者可以不按班次提前委署。委拔的办法把候补者驱赶上走门子、求帽子的道路。大官八行书简一封，督、抚、布政情不能违，势不能却，从上而下，如帽子带在头上。于是按大小帽子又排队，甲有外省督抚的信来，乙则持尚书侍郎信至，丙则怀揣军机大臣的函扎，，督抚布政按官阶高低，决定委拔的肥瘠先后。候补者如果缺少这一封人情书信，要想得到委拔，就比登天还难。下一道工艺流程就是帽子。给不给帽子，就在于被求拜的官员；能不能让对方非给不可，就要看本人的本事了。官场充满了阿谀奉承的风气，大官很少有不喜欢拍马溜须者，就要看献媚吹拍功夫了。
做官之风劲吹，进入候补者队伍的，不仅有升官发财的热中者，也有一些要改变境地的比较本分的读书人。不谙官场门径，不能进入“轮法——拔委——大帽子——高帽子”流水线者，往往是此辈中人。
西方惊叹中国科举选官的优越性，演出了借玉攻错的一幕。谁能想到西方借中国科举选官制度，敲开了文官制度的大门，结束了政党分肥制的历史。中国科举考试选官启发了他们的灵感，把教育上的考核用之于官员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其行政业务分类、考试科目、选拔程序等等，与科举制度已经大异其趣了。
无情的原则有情的人，当制度的掌握者亦不遵循制度的规则，制度的命运就不美妙了。
晚清的中国，在进入官场的独木桥上，千军万马，拥挤倾诈，竞争激烈残酷，有许多人成了别的候补人员的垫脚石头。
清末的官员后备军浩浩荡荡，官员的任期都非常短，所谓“官如传舍”，就是说官员之于官府，就象住旅馆的旅客。
人才之盛衰，关系朝廷之存亡。皇帝以科举选才，也以官场表现选拔。按编制各部门都超编，但都觉得人不够用。庞大的官僚后备军等得焦急万分，正常的死亡、退休、处分空的缺位难再以安插，只有增设机构之途径。进入官场这个“场”，人才变形，又会长出歪才，也使有真才实学者在压抑中消磨了志气，怀才不遇成了官员文字中的普遍感受。社会分工的简单，价值取向又以官为尚，人员无法分流到其他行业和领域去，形成有用的进不来，无用者出不去，脱颖而出者是极少数。
还可以参考学者吴思在《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一文中描述的明代官员选拔的情况。（见《组织与个人》一章）。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文理通达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映：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自己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际则是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这些经常是成功的背景。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取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长，很难只由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况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背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者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官员既然是皇权的代理人，那就必须精挑细选，。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规矩。所以官员的选拔，历来就是王朝的重大课题。这项工作在古代就叫“选举”。选，是选择；举，是提拔。这和现代“选举”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现代选举是“民选”，古代选举是“官选”，民选靠投票，官选不靠投票而已。
选举的方式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察举就是由地方官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荐举就是由中正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科举则是通过分科的考试，将考试合格的人才向朝廷举荐。，第一种是察而后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