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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是一种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不良社会行为，是人人痛恨的丑恶现象。一般人涉赌，可导致意志消沉、家破人亡；而为官者涉赌，不仅自毁前程，还会失去民心，败坏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中国人好赌可谓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朔到尧舜时代。当初叫下棋；下棋本是斗智消遣之事，也许是中国人追求刺激的缘故，逐渐将其演变成了赌博。随着历史的发展，赌博也在不断花样翻新。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赌博大军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党政干部。党政干部痴迷于赌博，已经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直接威胁着公共财产的安全、社会治安和家庭稳定。沾上赌博恶习的官员中，挪用公款、贪污受贿者有之，家庭破裂、妻离子散者有之，陷入黑社会圈套、听命控制者有之。某些官员已经借赌博营造起了一条行贿受贿、非法敛财的“暗道”。
打“工作牌”已经变成某些地方的一种“潜规则”。想给领导加深印象，升个一官半职，就得陪着领导打牌。赌场上露骨的下属、个体和私营老板是“只输不赢”；巧妙的干部是“少赢多输”，既不失体面，又把钱心照不宣地送了出去。一般情况下，官员总是只赢不输的“大赢家”。牌桌上，上演的是上级赢下级，官员赢老板，老板赢利益，但输掉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是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中国大陆，官员赌博热正在蔓延，而且在向境外延伸。大陆官员热中赌博具体表现在：参赌干部从经济管理和企事业单位发展到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级别从低向高蔓延；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时间从休闲到通宵达旦甚至利用上班时间；赌博地点从国内向国外延伸；赌资由私款发展到挪用公款。
是什么造成官员的豪赌不止？在大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大背景下，掌握权力的官员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很容易弄到钱，同时他们缺乏监督和制约，有钱有闲、信仰缺失成为大陆独特的官僚生态。
官员境外豪赌本身是官场腐败的一个后果，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治赌必须先治官。只有加快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竭制官员腐败现象。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很多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至成为权钱交易，产生腐败的源泉。
在中国古代，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地营业。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铢，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
中国人好赌，并非出于天性，，实乃经济垄断、政治强权、文化专制的“家天下”制度使然。一个赌字，揭破了国人的人生真谛。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
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最危【小说下载网站3ǔωω。ｃōｍ】险、最应该禁止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赌博。官员境外豪赌，一输就是几百、上千万，这就是不可饶恕的权力腐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我们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就现实而论，最危【小说下载网站3ǔωω。ｃōｍ】险、最当禁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豪赌。
12。16关于集体腐败与审计问题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财富在高速增长。除非你有管理财富的更好的体制，否则高速增长的财富会对人们产生诱惑，给一些人“捞”提供一个物质基础。而体制的不配套，又给一些人“捞”提供了体制条件。所以，在中国往往有点权就能“捞”，这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能比的，他们的“饼”没那么大，体制问题也没那么多。
说到转轨时期，恐怕俄罗斯跟中国的可比性最强。他们过去在经济上都是国有制为本，政治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权，后来都转向市场经济。但他们转型时期的出现腐败形态各不相同。俄罗斯出现大量寡头，中国好像没有那么多寡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都是转型国家，但原来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腐败形态就不一样。俄罗斯原来的经济结构是以垄断资源为核心形成的工业体系，有点像我们东北。浙江、广东原来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很大的摊子，如果贪只能点点滴滴地贪，形不成寡头集团。俄罗斯的电力、石油、矿产、交通都是大型的垄断国有企业，民间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这就是它的经济基础，所以寡头迅速成形。现在中国还没有这种现象。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政治生态的特殊，注定了中国的垄断国有行业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一步到位，通过改制落到个人手上，它的所有制结构没动，无论电力、铁路、石油，都只是形成国有系统的垄断势力。这就使垄断企业基础上产生的暴富，没有俄罗斯那么明显。
俄罗斯寡头那么多，是因为俄罗斯经济没有经历市场化的全面冲击，原来那种高度集中的全国性体系仍然没动，你只要控制了这个体系的制高点，这个体系就是你的。中国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经济上的分权已经很长时间了，高度集中的全国体系仍然有，但已经不如俄罗斯那么普遍了，很难通过控制一个制高点进而控制整个系统。所以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式的，俄罗斯的腐败也是激进式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中国出现的腐败也可以说是渐进式的。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大张旗鼓的寡头化，但桌子底下动手的空间很大，而且手法很精致。
来自公权力的“集体腐败”
其实不能说中国就没有寡头化，一定程度的寡头化现象中国也是有的。只是表现形式比俄罗斯隐蔽。
普京上台后，对寡头迅速采取措施。在俄罗斯，资本跟权力分开了，寡头只是个经济人，背后缺少公权力支撑，难以构成特殊利益集团。我们这里政治、经济混在一块，有的行业巨头有公权力撑腰，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很难制约。
有公权力撑腰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公权力直接出面。最典型的比如土地批租，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直接借助公权力从中盈利。
分析腐败源头，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用公权力直接滋养垄断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借公营机构之壳，最终把公权力才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公共机会，转到了个人手上。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杠杆非常长。局外人一般很难看懂。
这种情况下，公营机构中出现所谓的“集体腐败”，就很难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腐败，主要就表现为公营机构的这类腐败，这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腐败形态上的明显分别。但是你翻开《刑法》，或者翻开其他反贪法规，你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个人腐败来的，不针对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比如最近一次审计就暴露了大问题，一些部委违规动用各种公款，而且都以亿作为单位，但审计出来又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因此坐牢。部门违规使用资金，实际上部门的每个人都受益了。这时你会发现，面对这类“集体腐败”，我们基本上没辙。公营机构这类问题似乎无风险，或者说风险很小，差不多是免责制。
你要从公一步跳到私，只要超过6000块人民币，你就得坐大牢。那怎么办？你就得在公字上做文章，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一步一步化小公为小私，这么变过来，你就容易没事了。
现在搞的民主评议，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制约这类腐败，为什么？提拔、考核领导要征求机构员工意见。但如果你不能搞“创收”，不能给大家带来利益，民主评议的时候大家就要搞你。这种压力之下，一些公营机构的领导上台，往往第一件事就是搞福利，怎么样多捞利益，分给大家。
制约利益交换和输送
按分肥机制的说法，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