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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母亲讲，我再也不去上学了。
她无神地看着窗外，喂着小弟弟萨沙：
“你胡说，别人怎么知道你拿了一个卢布？”
“你去问问啊！”
“那一定是你自己乱说的！”
我说出了那个传话的学生的名字。
她哭了，可怜地哭了。
我回到厨房里，听着母亲的啜泣声：
“天啊，天啊……”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可母亲喊住了我：
“去哪儿？回来！到我这儿来！”
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摸着母亲的扣了叫着：
“扣扣，扣扣！”
母亲搂住我，低声说：
“咱们是穷人，咱们的每个戈比，每个戈比……”
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停了停，她咬牙切齿地说：
“这个坏蛋，坏蛋！”
“蛋，蛋！”
萨沙学着。
萨沙是个大头娃娃，总是瞪着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很早他就开始学说话了，很少哭，见了我就高兴地让我抱他，用他软软的小手指头摸我的耳朵。
他没闹什么病就突然死了，上午还好好的，晚祷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尸体却已经僵了。
那是在第二孩子尼可拉出生后不久的事。
在母亲的协助下，我在学校的入境又恢复到了从前，可他们又要把我送回姥爷那儿了。
一天傍晚，我在院子里听见母亲声音嘶哑地喊着：
“耶甫盖尼，你，我求求你了……”
“混蛋！”
“我知道，你是去她那儿！”
“是，怎么样？”
一阵沉默。
母亲吃力地嚎叫着：
“你，你是个不折不扣恶棍……”
然后就是扑打的声音。
我冲了进去，见继父衣着整齐地在用力踢着瘫倒在地上的母亲！
母亲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嘴里呼呼地喘着气……我抄起桌子上的面包刀——这是父亲为我母亲留下的唯一的东西——没命地刺向继父的后腰。
母亲看见了，一把推开了继父，刀把他的衣服划奇了。
继父大叫一声，跑了出去。
母亲把我摔倒在地，夺下了刀子。
继父走了。
母亲搂住我，吻着我，哭了：
“原谅你可怜的母亲，亲爱的，你怎能动刀子呢？”
我告诉她，我要杀了继父，然后杀我自己。
我说得信誓旦旦，一丝不敬，完全是不容置疑的！
直到今天，我还能看见那只沿着裤筒有一条鲜明的花饰的令人厌恶的腿，看见它踢向一个女人的胸脯！
回忆旧日俄罗斯生活中这些铅一样沉重的声面，我经常自问：值得吗！
因为丑恶也是一种真实，直到今天还没有绝迹！要想将它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清除掉，就必顺了解它们。
尽管它们是那么沉重、那么令人窒息，令人作哎，可是俄罗斯人的灵魂却勇敢地闯了过来，克服了、战胜了它们！
丑陋、卑鄙和健康、善良一同长在这块广阔而又肥活的土地上，后者点燃了我们的希望，幸福离我们不会永远遥不可及！
童年俄马克西姆·高尔基１３我又搬到姥爷那里。
“啊哈，小鬼，怎么啦？
“让你姥姥去养着你吧！”
“让我养就我养，你以为这是多么困难的事！”
“那你就养！”
姥爷吼了一声。
屋子里突然沉寂了下来。姥爷对我说：
“我和她现在是各过各的，什么都分开了……”
姥姥坐在窗户下，飞快地织着花边，线轴快乐地击打着，铜针的闪光耀人眼目。
姥姥没变，姥爷则更加干瘦了，棕红色的头发变成了灰白颜色，绿眼睛总在疑神疑鬼地东张西望。
姥姥以嘲笑的口吻讲起她和姥爷分家的事。
他把所有的破盆碎碗、破坛子料罐子都给了她，还说：
“这都是你的，别再向我要任何东西了！”
他拿走了她几乎所有的旧东西——旧衣服、各种各样的物品、狐皮大衣，卖了７００卢布。
他把这笔钱都给了他的教子，吃利息去了。他的教子是个做水果生意的犹太人。
他丧失了最后一点儿廉耻心，吝啬到了疯狂的和度：
他几乎寻遍了以前的每一个老朋友，逐一向他们诉苦、乞求，说孩子弄得他一文不名，行行好吧，给点钱！
他利用人家原来对他的尊敬，弄了一大笔钱，他拿着这一把大票子，像逗小孩似地在姥姥鼻子尖儿前晃悠：
“傻瓜，看见了没有，这是什么？人家可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
他把所有这些钱都给了一个毛皮匠、和这个毛皮匠的作小铀老板的妹妹，他要吃利息。
家里花钱上是严格分开的，今天姥姥买菜做饭，明天就是姥爷。
该姥爷做饭的时候，吃得就特别次。而姥姥则总是买最好的肉。
茶叶和糖也分开了，但是煮茶是在一个茶壶里，到这时候姥爷就会惊慌地说：
“慢，我看看，你放多少茶叶？”
他仔细地数着茶叶，然后说：
“你的茶叶比我的要碎点儿，我的叶子大，所以我要少放点儿！”
他还特别注意倒在两个碗里的茶的茶色和浓度，份量当然更在需说细考察之列。
“最后一杯给你吧？”
姥姥在把茶倒净以前说。
姥爷说：
“好吧！”
圣像前的长明灯的灯油也是各买各的。
在共同活活了５０年以后，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看着姥爷的所作所为，我感到又好笑又令人生厌，而姥姥则只觉得可笑。
“人越老越糊涂！”
“８０岁的人了，就会倒退８０年，让他这么干下去吧，看谁倒楣！”
“咱们俩的面包我来挣！”
我也开始挣钱了。
逢节假日就走街串巷去捡牛骨头、破布片儿、烂纸和钉子。
把一普特破布烂纸卖给旧货商可得２０个戈比，料铁也是这个价钱，一普特骨头１０戈比或着８个戈比。
平常放了学也去捡，每星期天去卖，一上子能得３０到５０个戈比，运气好的时候还要多。
每次姥姥接过我的钱，都会急忙塞到裙子的口袋里，夸奖说：
“真能干，好孩子！
“种们俩完全可以养活好自己！”
有一次，我看见她拿着我的５０个戈比哭了，一滴混浊的泪水挂在她那大鼻尖儿上。
比卖破烂更有出息的是到奥卡河岸的木材栈或是彼斯基岛去偷劈柴和木板。
每逢集市，人们在岛上搭很多棚屋，集市以后拆下来的木板码成堆，｜Qī…shu…ωang｜一直放到春水泛滥的时候。
一块好木板，小市民业主可以出１０个戈比，我一天可以弄两三块儿！
可干这事必顺是坏天气，有大风雪或大雨把看守人给逼得躲了起来，才能得手。
和我一起去偷的伙伴有叫花子女人莫尔多瓦的儿子珊卡·维亚赫尔，他总是笑哈哈的，人很温和。
还有柯斯特罗马，是个卷毛儿。后来，他１３岁进被送进了少年罪犯教养院，在那儿吊死了。
还有哈比，是个鞑靼人，１２岁，可力大无比。
还有看坟人的儿子扁鼻子雅兹，他是个有羊癫疯的９岁孩子，寡言少语。
我们之中，岁数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楚尔卡，他一向很讲道理，拳头也很厉害。
在我们那块儿，偷窃形成了风气，几乎成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唯一的谋生手段。
大人们的目标是货船，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寻找机会。
每逢休息的时候，他们都要讲自己的经历，夸耀自己的收获，孩子们边听边学。
醉汉们的钱包小孩子们可以公开地搜，没有人干涉。
他们偷木匠的工具，偷货车的备用轴，偷车夫的鞭子……我们不干这些事。
“妈妈不让我偷东西，我不干！”
这是楚尔卡。
哈比则说：
“我不敢！”
柯斯特罗马则非常厌恶小偷这个字眼儿，看到别的小孩偷醉汉时，他会把他们赶散。
他自认为是个大人，他走起路学着搬运工的样子一歪一歪的，声音压得很低很粗，一举一动都在装腔作势。
而维亚赫尔也相信，偷窃是一种罪恶。
不过，从彼斯基岛上拿木板可不算罪恶，我们都很愿意干这件事。
趁着天气不好或晚上的时候，维亚赫尔和雅兹从下面大摇大摆地向彼斯基岛进发。
我们四个人从侧面分头摸过去，抓住看守人追赶维亚赫尔和雅兹的时机，拖上木反往回跑！
看守人从来没有发现过我们，即使发现了他也追不上。
我弄来的东西卖掉以后，钱分６份，每个人能得５戈比甚至是７戈比。
有了这点钱，吃一天饱饭可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