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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没有想到，米夫的话应验的那么快。
仅仅过了一年。林子轩的小说《1984》在西方出版，苏联的情报部门开始后悔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国内的状况和小说中的描述惊人的相似。
不少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一切都起源于1926年。
正是林子轩在1926年的一次苏联之行，以小说家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苏联国内出现的问题，从而做出了预言式的描述。
这是小说家的天赋，他们往往能通过细小的问题推演出未来的世界。
很多科幻小说家都有类似的天赋，林子轩无疑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描述了一个国家政权演变的过程。
苏联当局对这本小说恨之入骨，非常后悔当初放任林子轩离开。
他们发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批判，特别是在中国。苏联对林子轩和《1984》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抨击。
他们想让林子轩收回小说版权，不允许在西方出版。
但被林子轩拒绝了。
这是一位小说家和一个国家的抗争。
永远不要低估一位小说家的能量，在这个世界上。政权可以更迭，任何人都会死去，然而，文字只要写出来，就不容易抹去。
回到1926年，米夫只是在心里抱怨一下，便放下了林子轩。
远在哈尔滨的林子轩无法预料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他和冯程程一起来到呼兰县。
呼兰县在哈尔滨的郊区，松花江北岸。两地距离并不远。
这是一座普通的东北小县城，一条呼兰河横贯西部地区。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如果没有萧虹，没有那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印记的《呼兰河传》。或许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座小县城的存在。
这就是小说家的影响力。
《呼兰河传》是萧虹对于故乡的记忆。
她写出了一个北方小城镇单调的美丽，人们的善良与愚昧，有讽刺，也有幽默。
开始读时感觉轻松，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它更像是一篇叙事诗，或者一幅风俗画，亦或者是一串凄婉的歌谣。
和鲁讯对于故乡农民的批判不同，也异于《边城》对于湘西风俗和人物的追忆。
萧虹的《呼兰河传》采用女性的视角，用散文的笔触娓娓道来，尽管凄婉，尽管忧郁，却仍然美丽得动人。
这正是她被称为天才女作家的原因所在。
在民国时期，能够称为天才女作家的并不多，也就是丁灵和张爱灵可以相比较。
其他女作家或许同样杰出，但在作品的灵性上，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上，在别具一格的文笔上能够和她们相提并论的很少。
冯程程不明白林子轩为什么来到这座小县城，林子轩只说是过来郊游。
只是这座小县城实在是太普通了，没有什么景致可看，不过只要是两人一起游览就好，不必分在什么地方。
林子轩对照着《呼兰河传》中的描述寻找，有点探访名人故居的意味。
或许萧虹的记忆有偏差，也或许是文学加工的需要，呼兰县和小说中不太一样，他找了好久才找到萧虹生活的张家大院。
他没有贸然寻找萧虹，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和张家人攀谈起来。
在这座偏僻的小县城，没有人认识来自上海的大文学家，他们只是觉得这位先生和太太很有气质，想必是大户人家出身。
张家在呼兰县是个大家族，生活较为富裕，人多嘴杂。
林子轩根据记忆很快锁定了萧虹的家庭。
在这一时期，萧虹的母亲已经过世，有一位继母，她的父亲时常不在家，萧虹在县第一女子初高上学，平时住校，只有假期才会回来。
在张家人的介绍中，萧虹似乎并不是一个乖女孩，心比较野，一直想到哈尔滨上学。
林子轩和冯程程来到萧虹所在的中学，在学校外边看着里面的学生。
片刻之后，他和冯程程离开了呼兰县，返回了哈尔滨。
他来过，看过，就已经足够，并不一定真的要见面，以后还有机会。
第三百一十九章动荡之年
1926年4月15日，张座霖的奉军占据天津，到了17日，奉军进入北平。
冯羽祥的国民军朝着蒙古溃败。
至此，这次战事以张座霖的胜利而告终，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落入张座霖之手，他成为中国政坛最为耀眼的人物。
一时风头无两。
不少人认为张座霖最有可能一统中国，有帝王之相。
在历史上，往往从北方起兵的人物占据优势，挥军南下，成就霸业。
奉军入京，标志着张座霖掌控了中国政治权利的中心，东北地区自然要讴歌赞颂一番。
林子轩所在的哈尔滨一片欢腾，当地的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让张座霖就任大总统的呼声，似乎张座霖就是天命所归，能够拯救中国的那个人。
林子轩却知道这只是昙花一现，这一时期是张座霖的巅峰，可惜没能持久。
对他来说，好消息是战事平息，可以离开哈尔滨，前往北平了。
4月20日，林子轩来到北平，发现北平的局势相当严峻，能够称得上恐怖了。
北平城内城外都有驻军，城门口招兵的旗子随处可见，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摩擦不断。
这种状况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下午不到六七点钟，平日繁华的街道都已经熄火打烊，来往的人们一个个慌慌张张地，好像大祸就在眼前一般。
这只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界受到的波及更为严重。
奉军在城内大肆查封报馆，搜查各个学校的教职工宿舍，抓捕捣乱闹事的分子。
包括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中国大学等地，北大是搜查重点。
不少学生和教员被抓走，一批鼓动学生的社会名流上了缉捕名单，北平城内人人自危。
自民国以来，北平的政治氛围颇为宽松。
文化界的学者借助于各种公开的请愿、游行活动，以愈加高昂的姿态不断挑战当权者的容忍底线，加剧了他们与北洋政府之间的紧张对立。
不过双方的斗争一直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但在这一年。三一八惨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线，让局势彻底失控。
张座霖和张宗倡等人查封报馆、捕杀记者、教授的所作所为体现出与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并不相同的思维逻辑。
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社会名流，是不是记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杀。
采用高压政策控制社会舆论，谁不听话就杀谁。
这让一直生活在比较宽松舆论环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无论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无论是教员或学生，大家都像有大祸临头似的，处在十分不安的状态。
《现代评论》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个月。北平这个都会永呈一种恐怖状态。最初是空中炸弹的恐怖，接着是军队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无数军官或军事机关任意拿人任意杀人的恐怖。”
林子轩在和新月社的成员交谈时，他们处在惶恐和观望之中。
一些察觉到危险的人物已经离开北平避难了。
《国闻周报》这样报道：“会叫会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离开了北平，这样一来，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黄昏景象。”
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就此离开。
北平是人文荟萃的古都，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学术积累深厚，是中国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学者选择离开。
在他们眼中，上海是商业城市，中国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适合研究学问。
只是，这些人在北平的处境并不好。
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教育经费不能到位，学校没有经费。教职工的工资拖欠严重。
以北大为例，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的消息，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
北大教授顾颉钢在日记上有过记载。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时发薪。兼职的孔德学校‘亦仅半薪’，无奈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仕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丰厚的胡拾也因为欠薪问题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拥有蔡元赔等人的北大都落到这个地步，其他学校的处境可想而知。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国人有关的机构按时发放薪水外，其他部门都存在着严重欠薪的现象。
如果仅仅是欠薪的话还能忍受。大不了日子过的苦一些罢了。
如今张座霖采取了高压政策，让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写文章，报纸不敢刊发。
不少报纸都取消了社论专栏，开始刊载消遣小说，这表明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存在容纳多元思想的言论空间。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