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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
这两人不甘示弱，写了反驳的文章，周建仁写了《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西琛写了《驳陈达齐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他们把文章寄到了《现代评论》杂志社。
《现代评论》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北平，徐至摩去了欧洲，由陈原负责。
编辑部原本不想刊登这两篇文章，后来决定删掉一部分敏感内容后再刊登，也就是所谓的删节版，稿子寄到上海万象书局刊印。
他们写信给林子轩说明了情况，毕竟林子轩旗下的报纸一直在攻击《妇女杂志》。
林子轩看了周建仁和章西琛的文章，发现不过是把西方的观念断章取义，重新阐述罢了，没有什么新意。
他们认为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不好，存在很多弊端，坚持他们那一套性自由和性解放。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
一夫一妻制度或许有着诸多问题，但可以说是最能保障女性权益的一种婚姻制度了，否则也不可能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认同。
难道一夫二妻和一妻二夫这种制度会更完美么？
真是死不悔改，他把这两篇文章给抽了出来，不给予刊载，并亲自写了一篇文章。
“章先生和周先生以为从西方找到一点极端的女权思想，就是新潮和时髦，就是所谓的真理。哗众取宠，误导读者，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被批判后竟然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委屈。自认为是先锋人物，遭到旧势力的打压，心怀怨愤，殊不知自己传播的是西方的糟粕，和中国的国情不符。”
“他们所推崇的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其实根本不赞成新女性。他们故意忽视这一点，只选取对他们有利的言论观点，断章取义，这不是做学问的路子。”
“两位先生不研究西方好的东西，专门研究这些歪门邪道，还因此沾沾自喜，实在可怜。”
“本刊物以后不接受这种骗稿费的文章，请好自为之。”
林子轩在后世网络上也算是骂战高手，来到这个时代用笔名偷偷的骂过几次，一直觉得不能尽兴。这一次他用的是自己的名字，感觉很爽。
在四月份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就出现了这篇文章，为这场关于“新性道德”的大争论添上了一把火。
章西琛和周建仁并不甘心，把稿子寄给其他的报纸和杂志。
然而，一般有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都拒绝刊登他们的文章，导致他们没有地方发表。
这不是林子轩造成的，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势力，能够影响到各家报纸。
主要是两人的观点不被大众所接受，那些报纸和杂志都不想引火烧身。
于是。两人就把文章寄给了鲁讯，请鲁讯代为介绍杂志刊载。
如此一来，他们把鲁讯牵扯了进来。
鲁讯把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莽原》上，并附上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是答陈达齐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
“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
“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至于林先生认为这些议论是糟粕，对如今的国家有害，我以为如果不传播进来，怎么能预知是否有害呢？总要让人了解和判断，争论一番，才能确认是否有害，否则便是一言堂，独断专行，不足取也。”
这篇文章看似公允，对两方都有评论，实则还是有维护章西琛和周建仁的意味。
这件事的结果是章西琛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周建仁被调去编辑《自然界》杂志。
后来，章西琛创办了一份《新女性》杂志，继续宣扬他的观点，而且创建了开明书局，成为林子轩的竞争对手。
这次争论只是一个开端，《现代评论》和《语丝》的论战才刚刚开始。
论战的起因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阴榆的事件，也被称为女师大风潮。
杨阴榆于188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1907年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8年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1924年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杨阴榆按照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在学校强调秩序、学风，并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游行示威视为学风不正。
这就和学生产生了矛盾，特别是一些学生中的激进分子。
这些激进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做许广评。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阴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4月，教育总长章时钊强调整顿学风，公开支持杨荫榆。
这场风潮愈演愈烈，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代评论派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政治倾向，比如说陈原，就支持杨阴榆，反对学生闹事，从而和鲁讯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
有意思的是这次风潮背后的故事。
学生冲锋在前，各方势力在幕后操控，有人被利用，有人得到了爱情。
后来，许广评对此做了反省：“而且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灌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逃跑，结果你不过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
第二百六十二章小孩子才分对错；成年人只看利弊
林子轩之所以注意到女师大风潮，是因为最新一期的《现代评论》上就有此类的文章。
还因为一个叫做刘合珍的女子，此时刘合珍正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是这次风潮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
在后世，不少人都知道刘合珍，因为鲁讯写了一篇叫做《纪念刘合珍君》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选入了语文课本。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如果鲁讯没有写这篇文章，那么后世的人或许根本不会记得这位被军阀杀害的女子。
林子轩在后世看过女师大风潮的前因后果，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学生和校长之间的矛盾，而是有人在幕后推波助澜。
鲁讯和许广评的信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鲁讯在信中说道：“可是据我看来，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在中国是常有的。”
许广评则回复道：“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而因此而来的举动，却也许被第三者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也就甚似被人所‘利用’了。这是社会的黑暗，傻子的结果。”
两人都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但利用他们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边，而且颇有势力。
所以他们不仅要保持沉默，还要冲锋陷阵，为幕后的人驱使。
如果把一切挑明，那么这次女师大风潮就失去了纯洁性，沾染上了政治色彩，被人抓住攻击的把柄。
刘合珍和许广评都是学生自治会的骨干，在风潮中表现的尤为抢眼。
她们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没想到被幕后势力给操纵了，这位幕后的人物正是把杨阴榆弄下台后女师大的新一任校长易赔基。
易赔基在教育界颇有声望，曾经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和北大教授李石增是亲家。
在中国的文化界和教育界，他们这一派称为留法派。以李石增为主。
由于教育背景的差异，留法派和留学英美的学人形成抵交相争的局势，而逐渐式微、遭到边缘化的留日学人则支持留法派，共同对抗咄咄逼人的英美派。
这就像是三国时期吴国和蜀国联合抗曹一样。
有了留日派的支持。留法派在此时的教育学术界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所以说，在中国生活就不可避免的加入到各个圈子里来，有人的地方就有圈子。
这样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鲁讯甘愿受到驱使了。
等到易赔基当了新校长，他立刻就不再管这些事情，而只管教书了。
时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郑典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称：“到了复校以后。校长继任有人，他就事事谦退，只管讲课了。这是多么值得敬佩的风度啊！”
在大量女师大风潮的叙述中，英雄鲁讯在戏台中央英勇作战，学生们群情激昂，易赔基以及背后的李石增或不见身影，或像个跑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