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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浮是一个较为率性的人，说难听点是自以为是，说好听点是没什么心机，有什么说什么，憎恶分明，带着书生意气。
林子轩的个性也不虚伪，是那种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恩怨分明的人。
过去因为双方没什么来往交流。不怎么了解，此刻闲聊起来才觉得颇为投机。
郁达浮解释了过去的误会，其实也不算是误会，就是一场文坛上的论战而已，他倒是想化解林子轩和郭沫偌之间的矛盾。
林子轩笑了笑，恐怕郭沫偌对他的成见很深，不容易化解。
果不其然，两人分开后，郁达浮当夜便给远在日本的郭沫偌写了封信，讲述了和林子轩的见面。并说林子轩为人不错，早年的恩怨就让它过去吧。
郭沫偌回信说，他们和林子轩是两个世界的人，他绝不接受资本家的怜悯和施舍。
他这话就有讽刺的意味了。以为林子轩为郁达浮在国外出版小说，所以郁达浮才为林子轩说好话，是接受了林子轩的好处。
回到日本后，为了生计，郭沫偌开始翻译日本作家河尚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并系统的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林子轩还去见了在北平的张痕水。这可是万象书局重点培养的作家，他一直催促张痕水写作长篇小说，为此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
在三月份，张痕水终于决定写长篇小说了，叫做《春明外史》。
不过这篇小说会同时在上海的《通俗小说日报》和北平的《世界晚报》的副刊上连载，因为张痕水就在《世界晚报》做编辑。
《世界晚报》是成社我在1924年创办的一家小报，张痕水和他关系不错。
当初，张痕水刚来北平，结识了《益世报》的编辑成社我，经由成社舍的推荐，张痕水成为了《益世报》的助理编辑。
在北平的这几年他一直和成社我一起工作，可以说是知交。
成社我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他创办的《世界晚报》立场公正不阿、言论公正，加上消息灵通正确，不畏强权暴力，完全做到民众喉舌的功能，深受欢迎。
当然，他的吝啬也是极为出名。
以张痕水的《春明外史》为例，林子轩开出的价格是千字六元，而在《世界晚报》上连载只有千字三元。
林子轩想要劝说张痕水专职写作，薪酬不用担心，却被张痕水婉拒了。
《世界晚报》刚刚打开销路，他是一个讲究的人，在他困难的时候成社我帮助过他，他不能就此离去，这就是做人。
林子轩也希望和这样的人合作，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北平，林子轩虽然不如泰戈尔那样忙碌，但也有很多的安排。
他和新月社的成员会面，谈论了一番诗歌，在徐至摩的引荐下，和梁启朝见了一面。
林子轩的旧学功底一般，和梁启朝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听了一番教训。
在胡拾的引荐下，他和蔡元赔聊了聊《红楼梦》，在现在的红学界，也就是以他们三人的成就最高，只是后来林子轩不怎么谈论《红楼梦》了。
三人虽然持有不同的观点，却没有怎么争辩，只是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就像是开了一个小型的有关《红楼梦》的学术会议，与会的还有王国唯和俞平波等北大的红学研究家，可谓是大师云集。
在这些大师面前，林子轩极为低调和谦逊。
好在他曾经为了讲课好好的研究了《红楼梦》，并没有出现纰漏，一些后世的观点较为新颖，能给红学研究打开思路。
此时蔡元赔因为反对北洋军阀的暴行而愤然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不过没有得到批准，所以他名义上还是北京大学的校长。
在蔡元赔的邀请下，林子轩要在北京大学做一次演讲。
第二百一十七章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最终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产生了三个派别。
以梁启朝和张军劢为首的玄学派，以胡拾为首的科学派，以陈独绣为首的唯物主义派。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社会科学、唯物主义……
哪一种才能救中国？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其他两派看来，无疑是支持玄学派，这就是陈独绣攻击泰戈尔的原因，对于泰戈尔而言，恐怕根本不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这场论战。
胡拾很冷静，他属于科学派，但他不认同陈独绣的做法。
没必要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的论战牵连到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诗人身上，这是很失礼的事情。
泰戈尔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热爱中国，为中国说过话，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林子轩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更关注的是在北平的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批判。
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应该给予全盘批判。
他们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学说，把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唯心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全盘否定，如此才能解放思想。让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获得新生。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学，就要先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这些都是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林子轩理解他们为了新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守旧势力争斗不得不如此的激进。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么排斥传统文化。
毕竟，这一批的学者大多都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私塾教育。
但他还是觉得新文化过于激进和狂热了。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知道，正是因为新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就算是后世的语文课本中出现了文言文，也很难弥补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
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就算是不合时宜，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言论较为自由，在演讲前不会有人审查你的演讲稿，也没有人规定你演讲的题目，林子轩没有带稿子，他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1924年5月1日，这一天泰戈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林子轩则来到了北大。
他的名气没办法和泰戈尔相比。泰戈尔演讲听众有数千人，他的听众有数百人，据说很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听泰戈尔演讲去了。
胡拾是北大文科学长，负责介绍林子轩。
林子轩在大学讲过课，对这种场合很习惯，下面是数百名学生，前面有几位女学生。
“在开始今天的演讲之前，我先说一个小故事。”林子轩站在台上，沉声说道，“这个故事你们有人可能看过。叫做《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接着，林子轩开始讲起了《最后一课》。
这篇小说出自都德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是他在1872年至1873年间陆续发表的多篇小说于1873年集结成册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主要写了作者在普法战争前后的所见所闻。多为抒发爱国主义情怀或揭露讽刺社会弊端。
《最后一课》在1912年就有了中文译本。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方惨败。
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
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这是林子轩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自己的语言，这是在毁掉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
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建立学堂，建立教堂。
他们在学校里推行英文教学，提倡西方礼仪，传播基督教义，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上海的富豪们把这作为一种时尚潮流。
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日本人建立了学校，用日文教学，不少住在虹口区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到日本人的学校学习，并以此为荣。
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并不少见，这便是文化的同化。
而中国人非常配合的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大力的鼓吹西方文化，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林子轩虽然理解他们的做法，却不得不说点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