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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绣则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科学派和玄学派都是唯心主义。
各方几乎无法沟通，论战变成了混战。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了《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收入二十九篇论战文章，分别请陈独绣和胡拾作序。
陈独绣的序言把论战中各家的观点逐一点评批驳。
胡拾看罢，也写了序言，开始批驳陈独绣的论点，陈独绣不满意，又开始批评胡拾。
由此可见，当时论战的激烈程度。
当初，陈独绣、胡拾和鲁讯编辑《新青年》，开启了新文化的浪潮，如今，他们在各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很多人从亲密的战友变得形同陌路。
这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这个问题在上海的林子轩也没能躲得过去，在上海大学上课的时候被学生问了出来。
说实话，他对这种争论没什么兴趣，便直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明白，等哪一天想明白了再告诉你们。
这倒不是逃避，而是实话，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在后世都没有结束。
在三月份，他陪着冯程程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是由上海儿童劳工委员会发起的，活动的重点是工厂中的童工问题。
宋家三小姐就在这个部门工作。
上海的工厂中使用童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初步统计应该有超过2万名童工。
1919年，国际劳动会议规定未满十四岁者为童工。
192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农商部暂行工厂规则》规定：男子未满十岁，女子未满十二岁，工厂不得雇佣。
但实际情况是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照样在工厂工作，而且劳动强度大，报酬极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两角钱的薪酬。
童工分布在各个行业，以纺织行业的童工最为严重，有一半以上的童工在纱厂工作。
其次是印刷厂和火柴厂，机械和食品行业也有童工。
林子轩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林家的纱厂里就有童工。
这是整个社会造成的，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改变的，你不使用童工，这些童工也要想办法生存下去，只是换一家工厂而已。
在中国人的工厂还好一些，至少都是中国人，不会过分的压榨。
在日本人的纱厂里就要严酷很多。
此时，日本国内产能过剩，朝中国大量的倾销各类商品，以纺织品为主。
他们在中国各地建立纱厂，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冲击中国的纺织行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外国列强顾不上在中国的发展，让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
如今，战争结束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次慈善活动主要是为童工们捐款，改善童工们的生活条件，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的福利问题，就算是政府也没办法完全杜绝童工。
活动结束，回到家里，林子轩想了想，和林伯清商量一番。
几日后，林家下面的纱厂宣布自4月1日起不得雇佣12岁以下的男女幼工，并在上海纺织行业内部推行这项规定。
林家是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表率作用，不少企业纷纷响应。
然而，日本的纱厂却反对这一规定，依旧我行我素。
林子轩发动舆论攻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纱厂是血汗工厂，并披露了日本纱厂内部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榨和剥削。
这个时代没有针孔摄像机，否则他会派人潜入纱厂进行偷拍。
他有这个打算，但无法实现，因为日本纱厂管理严格，工人出入都会进行搜身，防止工人偷盗纱厂的财物。
不过，林子轩懂得吸引读者的眼球，新闻不夸张，那还叫做新闻么？
只要把日本纱厂的工人工作环境说的凄惨一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不仅累死累活的干活，还要忍受侮辱和鞭打，简直是人间地狱。
其实，这也是有事实依据的，根据纱厂工人的口述进行稍许的艺术加工。
果然，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要求日本纱厂停止使用童工，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禁止辱骂和殴打中国工人。
中国的纺织企业也站出来声讨日本纱厂，并全体通过了禁止雇佣十二岁以下童工的声明。
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
他们以日本工厂要按照日本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为由，拒绝外来干涉。
林子轩则提出了“抵制日货，救援华工”的口号，得到了社会上的响应。
这是他和日本人的第二次交锋了。
这件事的起因或许是因为童工，实际上是中国纺织行业和日本纺织业的一场较量。
通过这一次的曝光，上海纺织行业内部的问题也显露出来。
主要是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廉。
比如，上海的丝蚕女工就发出呼吁，上海市的丝业女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工资是4角，还要被扣除2角，仅仅够吃饭罢了。
这些问题让那些整日空谈社会改造的学者们震惊不已。
相比较而言，在北平的那场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只是学者们的游戏，而不能真切的改变目前社会的现状。
林子轩也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种现状，他不是上帝，只能借助于政府和民间的救助机构，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一百五十九章经济绝交
林子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起对日本纱厂的攻击，和目前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有关。
在无锡老宅的时候，他听三叔林伯仁谈起了北平的时局，其中有一条就是北洋政府准备从日本人手中收回大连和旅顺。
大连和旅顺两地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
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继承了这个租约。
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
1915年，日本逼迫袁时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时凯巧妙地拖延。
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时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
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时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
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北洋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林子轩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历史进程，但他知道日本人绝不会放弃大连和旅顺。
这个交涉很可能造成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大爆发。
果不其然，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
全国一片哗然。
1923年3月17日，上海各界著名人士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
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
林子轩因为先前对日本的强硬态度，被推选为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的委员。
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发出对日本经济绝交的宣言。
由此，对日经济绝交逐渐席卷全国，在上海、北平、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规模日益庞大。
这个经济绝交不仅是抵制日货，还包括和日本人断绝一切经济来往。
“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
如此一来，上海虹口区的日本人聚居地成为了隔离区。
原本热闹的虹口冷清下来，犹如鬼域，日本人躲在公共租界内，不敢进入华界。
林子轩明白，就算这样日本也不会归还大连和旅顺，但至少让中国民众意识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3月28日，日本议员、商人、大学教员等各界代表组成对华国民同盟会。
宣称“旅大是日本国民用鲜血从俄国争来的，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举动，日本人民即处任何情景，断不允许取消二十一条。”
从三月份到四月份，在上海，华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极为�